■ 半月谈记者 王新亚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一个小学教员的悲愤呼喊

  "我对他了解很少"，今年７１岁的上海老人姚慰瑾在电话中对记者这样谈起她的父亲。在她４岁那年的１９３８年，父亲离开已经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上海到外地谋生，仅仅半年后便杳无音讯，据说因贫病交加而死，但无从知道死于何处。她已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也只能在长辈的叙述中大略勾勒出他的形象：他叫姚稚鲁，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为人耿直，疾恶如仇，对亲人和朋友具有爱心，非常爱国，诗、书、画都很好，常常给人书写扇面、写"百寿字"做寿礼，等等。除了一两张模糊的照片，父亲留下的便是一些抗战期间离沪后写给家里的书信。今年４月，当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启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时，姚慰瑾决定把这些信捐献出来，她说："这些信也许态度有些消极，但却反映了战争给一个人、一个家庭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

    事实上，这些信不仅记录了姚稚鲁---一个小学教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踪迹，也为抗战期间的民间景象留下了鲜活的第一手记录。１９３７年８月，淞沪会战爆发，姚稚鲁一家所在的上海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于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率妻子马芳珍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兄家。１９３８年４月，性格倔强的姚稚鲁不愿依赖亲戚过活，不顾有病在身，决意孤身一人离沪去外地求职。

    离沪后，姚稚鲁先后到过南昌、武汉等地求职，均无结果，１９３８年８月便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由于这一阶段先后爆发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当时的国民政府集中兵力和日军展开决战，华中一带兵荒马乱，难民如蚁，贫病交加的姚稚鲁最终死于战乱之中是极有可能的。他先后寄回上海的信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日记、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皇之势显然。他离家不久在南昌写的一篇日记里提到"霎时误传警报，群众纷避，我方惊愕间，乃称并无其事，可笑也。余之生死，早置度外，飞机炸弹等闲视之。故余所至，如温州亦曾被袭，丽水于前数日间飞机光顾至二三十架之多"。

    在南昌期间，他没有找到职业，心情极其郁闷，又接到家里来信说小女儿亚瑾出痧子，心如刀绞，在回信中写到"'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么都丢了倒也干脆，像我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了，这罪真够受哩！"由于战乱，南昌当时缺医少药，姚稚鲁灰心地写到"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我的病，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就是该死！我想要是早两年生这毛病，怕不至于到此地步吧！"

    姚稚鲁在南昌一信的最后，提到他所目睹的难民生活，借此宽慰妻子："话又说回来了，天降劫数，遭遇不幸的，不是我一个，就像我们那里住着一家姓钟的，他们在泗泾有田地有房产，他自己在上海当教员。开战之后，他一家子带了千把钱逃难，一路出来，东西也丢了，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他夫妇两个带上三个孩子，还有一位老丈母，住在示和里，看他们一家六口，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饭，小菜吗？不过化几分钱，真节俭极啦！……还有一位是在蚌埠开洋货店的老板娘娘，逃难的时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抱了一个小孩子，不过五六岁的罢，在点心店里求乞，我想像这种情形的一定不少，那么你比了他们好了！"

    之后，姚稚鲁又到了武汉投靠亲戚，但武汉已经处于大会战前夕，人心惶惶，他仍旧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下面这封信，便是他留下的最后几篇书信之一，其中的绝望和悲愤情绪无疑是对战争的最大控诉：

    离开上海两个月了，在这里只有忧愁苦闷，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饭，鱼啦肉啦，谁亏待了我呢？不过总是一个不自在，失业的痛苦，真够味哪！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

    在武昌碰见了孟志杰、毕映泉，说到了上海的家中，只有付之一叹。卢炳章也到了广州，据说生意很不差，不过前几天广州遇到大轰炸，不知道怎样了？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她是走运的一个，可是现在腆着一个大肚子，要在轮船大车上拥挤，也很可怜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