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鸿谅 2005-04-21
第一部长石原的辞职
9月11日这天的日本，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被记录下来:第三次增兵上海和“决定向上海增兵后，石原第一部长提出辞去部长职
”，日军参谋本部第二科高级部员关于石原下台的回忆曾如此描述。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对于淞沪战局重新有了判断。就在增兵的前一天，9月10日，参谋本部第三课部员西村敏雄少佐，从上海方面视察回到东京后提交的一份报告里，对于淞沪战局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敌忾心”，“敌人（指中国军队）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而日本方面，“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此前的9月5日，还在上海的西村敏雄给课长打去电报，建议“调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一个大队到上海”。9月6日上午，日军军令部总长迅速为海军用兵问题上奏，称“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当日下午3时，日军参谋总长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谒见天皇，上奏称“内定增派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到上海，派后备步兵四个大队到上海”。以此为转折，第三次增兵上海的工作进展迅速。
9月11日的增兵规模显然比前两次都来得重大:根据日本军令部临参命第99号，“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军的直辖部队、兵站部队（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第3飞行团司令部等）”均被派遣赶往上海增援。在这以前，日本对于上海派遣军只有“编组”而没有下达“战斗序列”令，而这一天，临参命第101号下达命令:“编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和第3飞行团及上海派遣军通信队，编制如另册。”同样是这一天里，接下来还有两道命令，临参命第102号，“派第18师团到满洲待机”和临参命第103号，“派攻城炮兵司令部、攻城工兵司令部、攻城重炮兵第一联队、独立攻城重炮兵第4大队及其有关的兵站部队到满洲，入列关东军司令属下”。
“这次事变战争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要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解决事变的可能估计不到50%。”9月11日增兵这一天，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对部内有过如此指示。
就在向上海增派五个师团的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立即提出辞呈，并于9月23日离职，同日，下村定少将接任石原成为第一部长。这是一次颇有深意的人事更迭，被日军称为“第一流军事学者”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极力主张“不扩大方针”的稳健派核心人物，而他的继任者原第四部部长下村定少将，是坚持认为“必须扩大作战规模的”强硬派之一员。
关于石原的离职和当时的日本国内环境，稻田正纯中将后来有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一点，是石原的“持久战争指导思想，在当时未被众人充分理解，因而未获采纳”，而且当时“处于轻辱中国的观念，不论陆军或海军，积极论者均极得势”，因而石原主张的“不扩大方针不符众望”。“特别是在战争指导课的人员中，有人大肆宣扬石原主义为飞跃的、超然的、理想主义，却反而煽起了反石原的气势。”
石原和本部第三课长武藤章大佐的意见不合，也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掌管作战、编制等具体主要业务的第三课是第一部的核心，武藤章“因有任关东军参谋时绥远事变失败的教训，认为巩固满洲侧背需要确保内蒙及永定河一线，可能时并且希望确保保定、独流镇一线”，“事事都与石原的不扩大方针背道而驰”。在稻田正纯看来，早在7月11日，石原最终同意武藤章动员三个师团的方案，就意味着“他的不扩大方针被彻底推翻，以至以后无法实现。”
9月27日，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半年被当时担任陆相的东条英机放逐出陆军，尔后在宪兵监视下隐居于北海道，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