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９日，中国上海虹口公园里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爆炸。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被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炸伤，原本热闹非凡的日军阅兵式主席台顿时变成血肉横飞的“陈尸”场。

　　日军进攻上海 “国军”釜底抽薪

    虹口大爆炸的总指挥是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韩人爱国团团长金九先生，炸弹投掷者是视死如归的韩国义士尹奉吉。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卑劣的手段，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战自溃，东三省顷刻间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以后日本人不仅毫无收敛之意，反而将贪婪的目光盯住了上海。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伙同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的“日本和尚事件”。该日，５个日本和尚在马玉山路向中国市民寻衅。两天后，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了三友实业社。１月２４日，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书记友野指使特务、浪人，经化装后焚烧了日本公使重光葵的公馆，日方以此对我方进行讹诈：强令中方在４８小时内对其所提道歉、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等要求予以答复。

    １月２８日夜间，日军制造借口，突然分三路向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远不及对手，但将士们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声援和全力支持下，英勇顽强，打得日军死伤万余。使日军三次更换前线司令官仍不能推进。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下，釜底抽薪，执意与倭寇讲和。而日方却趁机调兵遣将，日本天皇裕仁亲自批准增兵两个师团，并专门成立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长官。苦战月余，断绝后援的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等阵地，撤退至上海市郊继续抵抗。

    ３月３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

    同为天涯沦落人 韩国壮士要挺身

    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冲昏头脑的日本驻沪军政要人，决定借４月２９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为了打击日本嚣张的气焰，不让其阴谋得逞，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决定采取特别行动。陈铭枢特地找到与其交往很深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向其透露这一构想。具有正义感且擅长此道的王亚樵十分赞同。但日方为防不测，早已放言，称“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人入场。这样王亚樵所领导的“铁血除奸团”便难以有所作为。王亚樵提议，请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去完成这一重任。

    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２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首任总督、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上任伊始便公开叫嚣：“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朝鲜人民并未屈从于倭寇的淫威。从亡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反抗便从未停止。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以具有独立倾向的韩国废帝高宗李熙被日军毒毙为契机，朝鲜人民压抑已久的民族仇恨强烈地爆发出来。超过２００万的朝鲜民众参与了这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斗争。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日本统治者对此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一”独立运动中，前后共有两万多人伤亡，５万多人被捕，数以十万计的韩国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国。这些志士继续以各种方式从事着反日复国的斗争。在“三·一”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先后在俄国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的上海及韩国境内，出现过６个临时政府。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７日，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五届会议，确定上海为合并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称临时政府）的驻在地。

    从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４５年的２７年中，韩国临时政府辗转迁徙于中国各地，先后在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柳州、綦江落脚。从１９４０年９月起，韩国临时政府终于把家安在了中国的陪都重庆，直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朝鲜半岛光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