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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张忠培: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
2017-07-17 08:32:05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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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1990年在山西省太谷县白燕村工地库房观察陶鬲。  (图片由张晓悟提供)

  65年的田野考古中,张忠培踩过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触摸过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遗址挖掘出的文物,走过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历史文化区的土地。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他的足迹拼接起来,几乎就是一块中国考古遗址版图

  “先生不再是考古专家,而是考古大家”,这个“大”字,体现在张忠培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中国考古大题,为中国考古学建构了属于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未来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将中国考古事业向前推进

  7月9日上午8点多,田建文步伐沉重地走向侯马西站,他依然斜挎着陪伴了他多年的考古包,只不过这一次他的目的地不是遗址发掘现场。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张星德向她所在的辽宁大学历史学院临时请了两天假,匆忙赶往沈阳北站,坐上了G400次列车。

  4个小时后,高蒙河在上海西郊的家中匆匆敲完给媒体的第六篇回忆文章,合上笔记本电脑,就往虹桥车站赶去。

  此后两天里,更多的人从吉林、甘肃、陕西、云南、广东、河南等地的考古工地、博物馆和大学课堂上抽身启程……

  11日上午8点多,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炙热的广场上。

  9时不到,这里的气温已经迅速攀升到28摄氏度。北京气象局曾在9日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中预计,9日到11日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

  热浪中弥漫着悲伤的情绪,田建文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86级的同门和早些年毕业的师兄们简单寒暄了几句,随后低声追忆起老师张忠培生前的点点滴滴。

  6天前的7月5日,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上,一位老人的黑白肖像照片铺满了整个屏幕。故宫发布的讣告上写着: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考古大家

  7月5日上午8时许,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蒙河,开会前习惯性地把手机调至关机状态。临近中午会议才结束,一打开手机的他顿时蒙住了,屏幕上如雨点般密集弹出的消息显示:张忠培先生在北京去世。

  头天晚上,高蒙河在完成张忠培先生晚年关于中国考古学思考的3卷书稿的编选、校订后,在作者生平履历中写下(1934年——),打算把新大纲交于先生批阅做最后修改。

  此前几天里,这个吉林大学考古专业85级的硕士毕业生,还在心里盘算着,要在一个月后的8月5日张忠培生日那天,举办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作为对先生65载学术生涯的总结。

  9日下午,坐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高蒙河又想起了之前准备在研讨会上说的一段话:先生从1952年进入新中国第一个考古班开始,一直在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实践和方法,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之道理论”。

  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已有200年的历史,1921年从西方传入中国。面对这个学术上的舶来品,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张忠培在内的几代考古人不停地思考着,如何把国外考古学的一般技术、方法和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实际相结合,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

  最终,张忠培从考古发掘出的小小陶鬲中找到了答案。这个有着3个中空袋状足、腹部微圆的陶器,因其在中国独有、器形发展链条完整,被考古学界称作“中国历史的活化石”。

  几十年里,张忠培一门心思地琢磨着这个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物,最终完成了始自于老师苏秉琦的陶鬲研究。他在著作《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中,通过梳理这一器物的演变过程,让一幅幅上古史画卷和先民生活图景变得鲜活可见,尘封在黄土和史书中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高蒙河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这样解释先生的研究成果:“这种具有中国化视角的研究,意味着中国考古从亦步亦趋使用西方方法,发展到融合中西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

  65年的田野考古中,张忠培踩过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触摸过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遗址挖掘出的文物,走过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历史文化区的土地。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他的足迹拼接起来,几乎就是一块中国考古遗址版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考古队领队许卫红认为,老师张忠培对中国考古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考古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考古学“三论”——“谱系论”发展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论”,已成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国家论”丰富了苏秉琦的“文明论”,形成了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新学说;“文化论”总结了中国文化从多元一体到统一多元的关系,提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古今文化演进规律的新观点。

  这些理论的提出,在高蒙河看来,“先生不再是考古专家,而是考古大家”,这个“大”字,体现在张忠培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中国考古大题,为中国考古学建构了属于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未来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将中国考古事业向前推进。

  师生接力

  1934年8月,张忠培出生于湖南长沙。彼时,25岁的苏秉琦刚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开启了其一生的考古生涯。

  童年时期的张忠培,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烧杀抢掠,对国难家仇有着深刻的记忆。

  在其生前的一次访谈中,他提起那段往事,“我的童年是从灾难中过来的,长沙4次大会战,我们就4次逃难到乡下,最长的一次是在1944年,一家人在乡下农村住了一年时间。”

  张忠培的长子张晓悟记得,晚年时的父亲喜欢看电视剧《长沙保卫战》,看到剧中的情节总会想起童年时全家人逃难时的日子,“每次看都是泪流满面”。

  1952年,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张忠培是其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此后的几十年里,师生二人开始了中国考古事业的接力。

  苏恺之记得,父亲苏秉琦很喜欢这个“从贫寒家庭走出来、念书刻苦”的学生,总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让子女以他为榜样。在两家60多年的往来中,自然科学出身、做地震研究的苏恺之,始终尊称大他3岁、搞考古的张忠培为师兄。

  1956年,张忠培大学毕业后,3个工作志愿都填报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要求到田野一线工作,却被选拔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参与了陕西华县、渭南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在发掘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时,改变了过去以一个遗迹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为国内外同类考古中领先的范式。

  1961年,张忠培赴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2年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并于之后组建考古学系。

  带着学生外出田野考古时,张忠培一直主张苏秉琦“坑边摸陶片”的教学方式,苦口婆心地嘱咐学生要练就“摸陶片的功夫”,“一定要摸到陶器和陶片的精髓里、血液里,做梦都是梦的摸陶器、陶片”。

  考古工地上,他跟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提醒学生要“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把考古材料放在第一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今年3月份,他在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1986级的研究生、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的一次谈话中感慨,“观察陶器,不能只看制法,而是观察陶质、陶色、色度、纹饰、制法、制陶技术这六个方面,当年苏秉琦先生就是这么观察的,我们这一代有少数人坚持了下来,你们这一代,行吗?”

  爱徒如子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吉林大学校园里,这个总跟墓地遗址打交道的考古专业老师,衣着简朴,一边抽烟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只有入室弟子听得懂、口音很重的长沙话”,给学生传授着自己的一套考古学理论。

  站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近百米长的吊唁队伍中,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赵宾福说起这位导师时,用了“外冷内热”“爱徒如子”八个字,“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苛刻、严格,特别是学术问题毫不含糊,学生见了他会发怵。”

  学生时代的许卫红,私下里跟她的同学称呼这个霸气耿直的湖南老师为“张大帅”,“对他又怕又敬,每次想去见他,都要先做好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

  多年来,每晚9点通电话,已经成了张忠培、田建文师生间雷打不动的习惯。而耐心倾听导师的训斥也变成了田建文日常的一种仪式。

  田建文把老师的训斥编成了300多篇的《师说》和《新师说》,发在微信朋友圈里,作为对自己考古研究上的鞭策。今年4月3日晚9点的电话里,张忠培告诫他:“你要成为学问家,光靠手舞足蹈、猫弹鬼跳是不行的,一定要冷静到了冰点。”还给他开玩笑说,“你知道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吗?就是52(岁)了还有人每天训你。”在另一次通话里,张忠培说“今天就不训你了”。

  写硕士毕业论文时,赵宾福被张忠培要求做半坡文化研究。至今回忆起来,赵宾福仍觉得那么大的题目“研究起来相当难”,“以往很多考古大家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先生又要求在此基础上有所拔高,研究问题具有前沿性。”

  张忠培鼓励他,“要想成为一流的考古学者,就要跟一流的学者较量。”

  赵宾福现在依然感激先生这种“用大题目锤炼学生”的方式,“做这样的研究,要下苦功夫、啃资料,一旦完成了研究,就是考古学上的标志性成果,甚至成为每个学生一生的代表作。”

  上世纪80年代,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已经成了与北大考古系齐名的院系。

  课堂之外的张忠培,用“爱徒如子”来形容其实欠“精准”——苏恺之印象中,父亲苏秉琦关爱学生比关爱子女更多,“对学生极其关爱,对子女无所谓,父亲生前总说,张先生这一点最像他。”

  张忠培晚年时曾对张晓悟说起过,自己对学生要求严格,培养出众多优秀的考古人才,却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有过失”。

  这位田建文心中“如师如父”的老师,总给学生说“做了我的学生,我就当你终身的老师”。在吉大时,他邀请家境贫寒的学生到家里吃饭,摸得透每个学生的脾气。离开校园后的30年里,他依旧注视着学生的考古研究,常打电话了解学生的近况,“有学生生病住院或离了婚,他都会担心”。

  “每次看到学生在学术上的进步和成就,张老师都会表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我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后,去北京见老师,他还带着我们学生去密云水库游玩。”1986年曾师从张忠培、现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张星德回忆说。

  2016年5月,张忠培被诊断为肺癌。去世前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家人和三四个学生,他不愿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他总是对学生极其关爱,却不愿意看到学生为他担心。”在追悼会现场,田建文这样说起相识了51年的老师。

  故宫“看门人”

  1987年,张忠培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摄影家梁子明来到故宫,从午门、太和门到神武门,为张忠培拍了一组照片。事后张忠培把照片拿给老师苏秉琦看,老师笑眯眯地说:“你是故宫的看门人嘛。”

  然而,这位看门人“很不走运”。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上任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两次小偷一把火。小偷抓着了,火被灭了,却烧毁了一座明代的景阳宫。”

  更让张忠培忧心的是,他到任后才发现“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在当时的故宫里,除了故宫博物院外,还零零散散分布着14个单位,“故宫的文物,除民国政府运台的以外,境内就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

  故宫的不完整,让张忠培觉得,“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在任的4年里,张忠培为了一个“完整故宫、安全故宫、历史故宫、学术故宫”的目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提出“保护”和“特色”是故宫博物院管理的两大核心问题,重新确定了故宫保护范围,编制了故宫7年发展规划。

  原来分布在故宫里的一些单位陆陆续续搬了出去,原本商贩遍地的午门广场得到治理,御花园得到了重点保护。这些改变之外,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光尧认为,更重要的是张忠培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故宫的管理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苏恺之回忆说,“张先生不在意在任时取得多大的成绩,他总是想着为故宫做长远的打算”。

  南京朝天宫保存库是抗战时期为保存1万余箱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而建设的。新中国成立后,除部分运回北京外,仍有10万余件文物留存在朝天宫库房。

  王光尧清晰地记得,老院长在任时一直在跟南京交涉,希望这批文物归还故宫。

  2015年10月,张忠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深感遗憾的是,至今的故宫仍是不完整的。”

  这位曾经的“故宫看门人”,直到生前几个月里,还在四处奔走呼吁南京留存文物尽早回到故宫。

  张晓悟回忆,6月27日,张忠培的学生、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许伟在故宫研究院作学术报告。“父亲很重视,想去看看他,又不想打扰他,就在研究院大门前站了一会儿,坐车回家了。”

  当天早些时间,刚从协和医院体检完的张忠培,让张晓悟陪着,专程到故宫的午门前照了相。这位曾经的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似乎在向这座古老的宫殿做最后的告别。

  绝笔之作

  2014年,已经80岁的张忠培,回望了一生经历过的中国考古学历程,从约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中精选出代表作,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分别以“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和“尽到自己的心”为名,开始着手3卷书稿的写作和编选。

  前些年里,苏恺之到张忠培家里探望时,总看到这个“岁数大了眼睛不好、又不会操作电脑”的师兄,弓着背趴在桌子上涂涂写写。“他的书完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家里书桌上常备的是涂改液,写错了涂了再写。”

  张忠培总喜欢让田建文给他一些批评意见,有时田建文说不出来老师的书哪儿不好,还会遭到老师的一顿训斥。

  田建文2017年3月9日记录的《新师说6》中,张忠培言语间表露出了些许责怪,“我的‘自序’就没有不对的地方吗?一个看不出别人错误和不足的人,就没有好好看书。明天,你用鞭子狠狠地抽我(的文章),怎么没有人说我不好啊?”

  3月12日记录的《新师说7》中,这位老师又向学生感慨:“我们那时对苏秉琦先生,不像你这样对我的,我的什么事在你看来都是好好好,这不行。苏先生给我讲了,有什么不同意见我就说‘苏先生,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教学相长,互相切磋,这样才能进步。”

  病魔并没有打乱张忠培的著书计划。高蒙河回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先生为了3本书,常要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直至去世前一周。

  “‘元君庙的前前后后’这一部分,几经修改,到今年他仍不满意,竟然不顾身染沉疴,再度披挂上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三卷著作真是张先生‘呕心沥血’的绝笔之作。”田建文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高蒙河评价说,“这三卷著作评析了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史的典型人物、代表人物及其发现成果和创新成果,足以体现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的思想精髓,堪称一部浓缩版的《中国考古学思想史》。”

  未了心愿

  在张忠培去世前几个月里,他过着跟此前多年一样的生活,不停地给学生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学术进展。5月份他还去故宫给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的师生讲了《故宫考古、保护和研究——兼谈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

  6月30日是苏秉琦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9月份,苏秉琦先生生前的《西安考古调查报告》经整理后将出版发行。在张忠培的设想中,他要为此筹办一次新书发布会,作为对已故老师的纪念。

  “我本想6月底给师兄打电话,问问要不要我准备发言,老伴说天热先别打扰他。再过几天他就去世了,没来得及打电话,他有好几个事没做完,就撒手了。”苏恺之努力控制着悲痛的情绪,缓一会儿说一句地讲着张忠培生前未了的心愿,说完已泣不成声。

  此前一些天里,在北京小石桥胡同11号院的故宫宿舍里,他还像往常一样,牵着老伴马淑芹的手在院子里遛弯,见到老人、小孩都上前打声招呼。

  59岁的物业工作人员李俊生印象中,这个“从来不端着、一点架子没有”的老爷子,在院子里总是很热心,“谁家赶上事儿了,总会去过问过问。邻居家屋子刚装修完,他嘱咐着多放放(甲醛味儿),别急着住进去。”

  7月初的那几天,李俊生隐约察觉到了一些异常。院子里总有一辆小面包车进进出出,她问了司机才知道是“老爷子把家里一屋子的藏书全部捐给了故宫”。

  张晓悟眼中,父亲是个工作狂,“一年里常常有10个月在野外考古,家里的事从来不管、不问,每天早出晚归,把家当成了旅店。”

  张忠培喜欢看激烈的对抗场面,在大学时爱打篮球。到了晚年,这个倔强的老爷子还迷着看NBA比赛。子女们担心他的身体,每次球赛开始前,都会为他准备好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和一杯茶。

  这个多年来常为工作顾不了家的老人,总觉得老伴操持了一辈子家里的大小事,很不容易。临终前几天,他一再嘱咐张晓悟“要照顾好母亲”,藏了一肚子想对老伴说的话,也没力气说了。他就把心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老马万岁”。

  张晓悟后来听母亲说,7月初的那几天,父亲晚上睡觉时一定要抚摸着母亲的手,对她恋恋不舍,“他很眷恋这个家,很眷恋这个关心他、爱护他的世界。”

  7月11日10时,在回荡着李叔同《送别》曲的告别厅里,苏恺之向这位相交了60年的师兄做了最后的告别。随后被老伴搀扶着,从告别厅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当走到门外一侧的电子屏幕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突然停住。

  这张循环展示着张忠培生前影像的屏幕上,恰好切换到一张苏秉琦和张忠培一起坐在沙发上的老照片。苏恺之盯着那张两位已故父兄的合照,一滴眼泪从他眼角滑落。

  52岁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何流,在听到张忠培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生出一句感慨,“真是大师的时代要过去了”。

  站在吊唁队伍中间,她说起自己总有一种奇特的感受,“跟参加别的追悼会觉得心酸想哭不一样,这次总感觉老先生并未远去,他身上那种老一辈考古大家的精神一直都在。”(文中资料部分参考了高蒙河、田建文回忆张忠培先生的文章) (记者 完颜文豪、秦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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