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国老电影背后的故事
赵丹、王蓓在《武训传》中
《武训传》赵丹自认最好的影片
完成于1950年的《武训传》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极其特殊的电影。1950年底影片公映后激起巨大反响。直到1985年9月6日，《武训传》才开始获得应有的评价。2005年在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回顾展上，赵丹之女赵青从中国电影资料馆借出拷贝在上海影城放映，《武训传》重见天日。
据赵青回忆，《武训传》一直是赵丹心中的痛，他对这部影片有着特殊的感情。晚年他一再对家人说，《武训传》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武训传》以清朝末年武训（1838—1896）的生平事迹为内容，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赵丹以精湛的演技，亦庄亦谐、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训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人物，也的确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银幕角色之一。
在《武训传》拍摄期间，赵丹曾经在《大众电影》杂志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创作笔记《我怎样演武训》：
我想扮演武训的愿望，已是蕴藏了很久很久了。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1945年2月，我刚从新疆监狱里出来到重庆不久，病在医院里的时候。医生不准我看书，但倒也借给了几本画报一类的刊物，让我随便翻翻。一天，偶然就翻着了一部连环图画书《武训先生画传》。
初一接触，它就强烈地吸引了我。记得当时这一本连续而片断的小画册子给予我感动的强度，是难以形容的。差不多每翻一页，我心头的辛酸和郁塞就跟着加重一层。待看到最后一张：“武训死后，四乡的老百姓都自动赶来送殡，学生们皆放声痛哭。观者人山人海，于是无不叹息，互相细语：‘谁说武训没有儿子’……”的时候，我已是泣不能抑地放声痛哭了。因了这，那天还给医生添了许多的麻烦。
虽说以后在拍摄《武训传》的过程中也时常来翻翻这一部画传，但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第一次被激动的同样程度的感应力量，这也许是所谓“情绪的真实只有一秒钟”的缘故吧？现在冷静分析当时之易于激动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我刚从死的边缘逃生出来，受尽欺凌和侮辱。结果弄得妻离子散，并且眼看着那位法西斯蒂的杰出的后裔——杀人魔王盛世才，在献出了新疆以后，又逍遥自在地到重庆做起了他的农林部长，我却无法去报复我这五年（1940年—1945年2月）的血海深仇。
五年啊！五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的青春的宝贵的岁月，在那坟墓中埋葬了。以致出狱后生活与工作都跟不上时代，形成了严重的脱节现象。同时又加以年轻人之不甘屈服的倔强性，一面急于要闯到现实斗争的生活中来，一面却又不知从何着手。基于这些错综痛苦的心境，找着了这位武训先生，就像找着一位知己，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一样。我想我是有理由拥抱着他放声痛哭的。
当时我简直觉得：只有我才能完全地了解他，只有我才能真实地看见那些地主恶霸与盛世才之流的残酷面貌。
……
无可讳言的，我站在武训先生的巨大身影前，却又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啊！武训一生都在坎坷中，从不企图得到任何人的点滴的恩惠，也从未注意到旁人的了解与不了解。我自感孤独，而武训却终身未婚，他说“有了义学比儿子都好”。我为了五年隔离以致使观众对我生疏就感到苦痛，但是武训呢，从未想到过自己的名利收获，乃至略为照顾自己的生活都不肯。
我有一个时期，那是在演过了《清明前后》，因为演技的失败，甚至脆弱到想放弃演员事业。但是武训呢，却是不断地摔倒、又不断地爬了起来，而且自己从来就没有认为已达到成功的境地，直到他最后闭目长逝的一刻以前他还是在行乞兴学。
这些都是我对武训的“直觉”。因了这个“直觉”我喜爱了他，也是我到后来之所以有勇气接受扮演这角色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凭着这个“直觉”——第一次的强烈感动——作为我创作武训的艺术形象的准则。
《武训传》影片也正如武训的事业一样，是经过了多种波折、困难才得以完成的。记得第一个建议将武训写成戏或拍摄电影的人，那还是陶行知先生。在一次集会上，陶先生很庄重地向史东山等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真正配得上是山东的圣人的不是孔孟，而是武训！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想办法的，是武训先生！”他还热情地自愿做这个戏的演出者。但不久（1945年夏天）抗日胜利很快就到来了，历史走上新的转折点，各个人都忙碌着部署新的工作地点和岗位。
接着而来的是国民党更显露出了它反动的狡猾面目，捣毁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愿望，于是我们的斗争就变得更加尖锐更加艰难。在团结全国人民、争取真正的和平和人民解放运动成为首要任务时，《武训传》在主题上就略显得不那么急迫。因而搁置了一个时期。
第二年（1946年）孙瑜先生从美国回来，随身就带着这部《武训传》电影本。说老实话，那阶段的《武训传》本身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缺点。
朋友们本来就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武训应该从头到尾都要以庄严、不屈不挠的超人气派来完成的；同时他们将武训比之于耶稣基督，比之于甘地……又一种想法是，认为武训只是一个被迫害者、甚至变态心理的人物……云云。因之在那一整个阶段里，我都没有能很明确地固定对武训的认识。
虽然我也注意到了他的出身，也企图把他演成一种特殊的贫农性格（又要是人、又要是神），但最多也只是研究怎样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习惯性格，在外形上怎样安排走路的样式，以及因劳动而佝偻的脊背……这一些支离破碎的形象，或者是一些片断的情绪变化发展等等技术问题。而所谓武训的精神呢，我就干脆以耶稣或清教的精神来替代了。总之在那一个创作过程中，最多也只能算是摸索和试验的阶段。
在山东武训的家乡，我交了三个朋友。一个是庄稼人，一个是武训师范校长的小儿子，一个是学校里养着的一匹小骡子。这个庄稼人短短的身材，有向里弯的粗粗的腿，他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教给我用脚筛面粉。他手里空着，却在面前挂着一副木梆，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子来，像跳舞用的音乐节奏，非常愉快地打着。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手歇着？”他却说：“歇着干啥？”问他：“打梆子有什么用？”他说：“可以解瞌睡！”我在这里才真的相信：是劳动创造了音乐、舞蹈和一切文化艺术，也由衷地认识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他晚上时常喜欢来参加我们的晚会，自动表演节目，真的伶俐极了、活泼极了。
另外一个是校长的小儿子，七八岁，一脸土。看见人只是傻笑，一句话也不说，你跟他成了朋友，他也不说话。我们的孙小弟（扮武训幼年的小演员）跟他初次见面就两人抱起来摔跤，孙小弟总是胜，可对方总是跌倒了又起来摔，无论摔得如何疼，从不哭一声，总是笑。他俩就是以此方法来交朋友，而且越摔越亲密，直到最后我们上车离开之前还摔了一跤，两人笑着分开了。
小弟与小骡子也成了好朋友，小弟可以省下自己的馍馍，偷偷喂它。而它呢，每天一清早就来用头推门，等小弟起床；有时跑进屋来，站在小弟的床头——“你等着，我穿衣裳呀！”小弟对它说，而小骡子就真的等着。据武训师范的同学告诉我们：有一次上朝会，校长训完了话，这匹小骡子也跑到校长刚才站过的地方来秧歌，摇了两下耳朵。它又常常用嘴衔着上课钟的绳头，当当当打几下。
这一切似乎都与武训无关。但从这朴实的、淳厚的农村形象中，和那种真善真爱的感情中，我看到了武训的影子。
那第二步是如何能使自己也变成那个善良、纯朴、诚实的人，也就是如何培养劳动人民的气质。我认为如果要体验和培养这种气质，必须时刻检查自己是否思想正确、是否无私，而更主要的，是否自己的行动和情感生活完全忠诚于自己的思想。只有在自己完成统一、完全负责地谐和地生活着时，才可能体味到武训的精神，才可能了解他的心境、了解他的行动。
从我这次的演出上看来，仍是没有严肃地达到这个理想。当然这里还包含着一些演技本身的缺点，但更主要的还是我支离破碎的情感和生活习惯，损坏了我对武训的扮演。将近两年了，武训跟着我，对我是个很沉重的负担，今天可稍微松口气了。
武训督促着我、鞭策着我，有时甚至鞭策得鲜血淋漓！同我生活了这两年，我要感谢他对我的鞭策。
1950年12月26日(节选于《大众电影》1950年第9-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