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诱惑:揭秘中国最高级别的人才计划
什么是“千人计划”？
什么样的海归才算“人才”？
人才回国图什么？
海归人才能改变中国吗？
掌管中国高级官员任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很少如此高调：向海外敲锣打鼓，呼唤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
颇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动员。
2008年年底的中国，由向来仅负责任命高级官员的中组部牵头，启动了一项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在国家层面，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回到国内发展事业。
有别于以往的“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以及“杰出青年基金”计划，这是一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政治级别最高的人才计划——显然，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归国，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做最大的努力。
国际舆论称之为“高瞻远瞩”。
据教育部统计，目前中国有20多万留学人员学成后留在海外工作，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取得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约有1.5万人。他们大多在35～50岁之间，正处于创新创业黄金时期。
另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国际性人才竞争中，像世界上其他新兴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超乎了想象。
美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1月26日报道说，美国有关政府机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最高，高达92%；位列第二名的印度81%；位列第三的加拿大55%。
美国《科学》杂志称，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一直研究海外人才战略，这位早期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92万人，回国只有63 万人，回归率不足三分之一，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8%。
1996年，作家钱宁在《留学美国》里写道：在美国，留学生见面时，会相互询问“什么时候毕业？”“找到工作没有？”“买了房子没有？”但绝不会有人问“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如果你跟别人说，你要回国了。对方在惊奇之外，大半会猜想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这种局面，或许是当年中国政府恢复留学制度时未曾料想过的。
10年以后，另一位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已是另一番描述：就在几年前，他们中间还流行着“傻瓜才回家”的观点，而现在，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这或有文学加工之嫌，但21世纪的中国确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目光都在投向中国，包括那些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们。
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强大，但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它的改革仍显缓慢而艰难。对于那些立志于推动它变化的仁人志士，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说到底，今后真正能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不是别的，是发展的机会。”钱宁在书中说。
他们将迎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最好机会。
揭秘“千人计划”
2010年7月28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70位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到北戴河休假。国务委员刘延东、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前往看望。
这是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高级别政治礼遇之一。此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曾被邀请参加60周年国庆大典的观礼活动。
中组部还特别在中央党校举办了“千人计划”专题培训班，以便“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更好地了解并适应国内的环境。
这种努力颇有成效。截止到8月，共有6200人申请加入“千人计划”，入选1510人，其中正教授是前10年引进的20倍。
回国的诱惑
“特殊身份”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还是融资，都能有很多好处”
“这是一种荣耀，代表国家层面的认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王亚雄说。王亚雄是“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
“许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希望从制度上明确他们的特殊身份，以利于他们回国创新创业，他们觉得这比报酬、福利还重要。”一位中组部官员透露。
作为一种“最高规格”的认可，入选“千人计划”当然是一种荣耀，但又不只是荣耀。
“这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融资或做其他工作，都能有很多好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这样解读。
“背后是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王亚雄进一步解释。但具体到他个人，他倒不愿意透露获得了哪些支持。
王亚雄回国之前在美国待了15年，本科学的是化工，博士念的是机械，现在在化工和机械两方面都有事业。
此前，王亚雄在戴尔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戴尔高端计算机的硬件设计。虽然王亚雄现在的头衔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但他回国的真正目的是创业。
2006年，他就在内蒙古创建了一个太阳能和节能设备的企业。但直到2009年，他才作为“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真正”回到国内。“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公司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也确实想创一份自己的事业。”
从硅谷归国的姚宏宇也是入选第二批“千人计划”的人才，2007年回国创业，创建了北京友友天宇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云计算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发展。2009年，他为了申报“千人计划”去了天津。
“这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能砸到你一块就很不错了。”
但他刚在天津申报成功，北京这边又来找他，“弄得很尴尬。”
在这场人才战略的政治动员中，中央要求各省、区、市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制定本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有针对性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地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性，甚至“千人计划”成为地方和部门的政绩工程。
姚宏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成为“千人”之后，相关方面经常会关心一下，例如，中秋节被邀请去开个联欢会什么的。“印象最深的是，给我太太（美籍）解决了五年签证。这样我就不用老跑到旧金山去签证了。”
“但对我创业，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好处。”他批评很多人对“千人计划”所持的心态不对，“你本来就是要回来创业的。”
他说，在美国，创业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人力资源成本。国内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相比美国，国内最大的优势是人脉，做生意讲人情。”
王辉耀曾做过调查，那些归国创业成功的海归， 80%的人曾在不同时期参与过起码一个不同的社团、商会、行业组织、校友会、同学会等。这是积累人脉的主要方式。
“但国内最大的问题是，无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公司，整体面临信用缺乏。”姚宏宇说，他对国内创业环境最不满的是：无论是政策还是资源，都倾向于支持大公司，而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公司。
同在2007年回国创业的陈锡源深以为然。陈锡源是播思通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CEO， 该公司是一家移动通信产业软件供应商。此前，陈锡源是总部在美国硅谷的UT斯达康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
“中组部的承诺都兑现了。”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司获得了认可，这很好。
“‘千人计划’的效果很好，现在国外的不少人都想回来，但很多找不到合适的机构。”王辉耀说，国家扶持了一批人，形成一种氛围，“这很重要”。
在他对海归回国创业300个成功的案例调查发现，这些人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一般三位以上的海归组成一个创业团队，普遍高学历，其中博士和博士后占了48%，硕士占35%，46%的人为理工专业，27%为经济或工商管理专业，12%为法律或其他人文专业；在高科技领域创业更容易成功，70%来自高科技，20%来自服务业。
“‘千人计划’对国家一定是有好处的。这跟投资一样，投10个有一个成了，那就是成功。引进10个，有1个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是成功。因为人才作出的贡献肯定是不能以量来计的。”姚宏宇对“千人计划”给予了高度认可。
决策层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千人计划”的一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要有人才投资的概念，还要充分认识到投资高层次人才也是个风险投资，要争取赢，也要宽容“输”。投资人才肯定有投不中的，对投不中的要宽容。实施“千人计划”，“国家层面准备引进2000人，全国总的引进万把人。这万把人中要是能出来1000个真正管用的领军人才，那就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