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问责要具有震慑意义，就必须以事实说明其严肃性与惩戒性，即便是必须复出，也要让群众心服口服。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出不能是温室里羞答答的玫瑰，而必须是太阳下的向日葵，需要接受程序正义的考量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对受行政处分官员的解除程序作了如下规定：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了，要由监察机关及时解除处分，对本人没有影响，他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

    曾经引咎辞职的官员在不长的时间内悄然复出，已不是什么新闻，似已成为新的干部任用惯例。比如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复出后担任该县县长助理；“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复出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质检总局原副司长在“三鹿事件”后，辗转着官复原级……尤其与三聚氰胺有关的问题官员连绵复出引发舆论的普遍质疑，而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地以沉默回应。如此下来，既令当事官员仕途成为暧昧的悬疑剧，也消弭着公权的公信力，公众对此颇有微词。

    诚然，有些官员被问责并不是因为其就是直接事故责任人，而是负有领导责任，再说，不少问题官员在执政能力与智慧方面的确多有过人之处，举贤不避“过”、用人所长也是可以理解的逻辑。但问题在于，轰轰烈烈的问责要具有震慑意义，就必须以事实说明其严肃性与惩戒性，即便是必须复出，也要让群众心服口服。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出不能是温室里羞答答的玫瑰，而必须是太阳下的向日葵，需要接受程序正义的考量。具体来说，这个程序既包括当事官员接受问责的时限，更应包括问题官员复出的情况说明。就民意反弹而言，公众对官员复出的质疑，除了包括时间上的疑问，更多的还是复出到新职位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什么这个职位必须选择此官员？他有怎样的特质决定了此时非“官复此职”不可？有没有机制可以考评复出后官员的新政绩？如果这些细节问题不能公之于众，就算问责时间板上钉钉，还是不能浇灭公众心头的块垒。

    可见，官员复出的关键不在期限而在“凭何”。为什么可以复出？凭什么复出？常理而言，问题官员不管问题大小，继续执掌公权的难度应该更大，就算时间上可以既往不咎，也当照顾到公众的情绪，将复出的前因后果交代清爽，做到“进退有据”。这既是对权力负责，也是对公民知情与监督权利的尊重。

    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关注到官员复出程序是件好事，这也是我们走向政治文明与行政规范的铿锵足音。接下来，相关晋升晋级也应该作出相应的回应，以此对接官员复出程序的公平与正义，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