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禁酒令”让酒家不满。
8月13日，河南信阳市委书记王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信阳市禁止公职人员工作日中午饮酒，半年节省的酒水费用高达4300万元，用这些钱可以建四五十所小学。 中新社发 朱慧卿 摄
在郑州两会代表的房间里，王铁坐在沙发上，身体稍稍前倾，持续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少改变姿势。他言语谨慎，不提在禁酒令之前信阳的酒风状况；谈到公款吃喝问题，谈的更多的是节约，而不是腐败。
在说到禁酒是否违法时，记者提到王铁的法学硕士学历。他迅速抬起眼睛，表情有些自嘲，随后说关于违法的指责“太简单”，不值得反驳。
王铁说自己是个低调的人，做很多事情不是出于个性，而是党性。他说自己没有什么执政风格，只是认真；也没有什么爱好，晚上经常做的事情是回群众来信。
禁酒令 与市委常委订君子协定
新京报：你怎么想到要推行禁酒令？
王铁(以下简称“王”)：2006年年底市委换届以后，想找一个工作的抓手。当时干部作风问题是一个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经过研究，我们提出了“五个禁止、十个不准”。其中禁止公务人员工作日中午饮酒，是“五个禁止”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禁酒”这个抓手，在信阳，喝酒很盛行吗？
王：不光是信阳酒风盛，整个中国酒文化都非常深厚。北京如此，上海如此，广州也如此。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当初准备推行禁酒令时，也想到可能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涉及的人太多了。
新京报：当时预想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王：是执行难。所以，设置了严格的督察机制和严处机制。
其实，禁酒令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其他的地方和部门也推行过。为什么有的禁酒令最后变成了说说而已，光放空炮？主要是缺乏严格的督促检查。
新京报：那落实禁酒令的关键在于什么？
王：关键是领导能不能带头、市委常委能不能带头。虽然常委归我带，但是不归我管，归省里管。因此开常委会的时候，我就和常委订下了一个君子协定：如果常委被发现违反禁酒令，要在常委会上做检讨，还要公开报道。当时大家都同意了。
新京报：这一年有常委被发现违反禁酒令吗？
王铁：没有。其实也突击查了几次，确实没有发现。有一天下午常委开会，有一个常委的脸很红。后来大家问他，你是不是中午喝酒了。他说是感冒了发烧，后来证明他确实是发烧了。
算酒账 半年节省4300万元酒水费
新京报：禁酒令实行正好一年了，听说你算了一笔账，上半年节省酒水费4300万元。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王：这个账不难算出。按照一桌两瓶酒，一瓶35元，两瓶就70元。我们有200多个乡镇，再加上县区、局委和市直机关，按照一个地方中午平均几桌，这样算下来半年就有4300多万元。
其实，酒按35元算，都算少了，很多酒可不止35元。
新京报：这个账是你自己算的吗？你觉得准吗？
王：是让相关部门算的，我最后审核了一下。我觉得这只能是一个估算，但确实是有根有据的。这个账出来之后，说算少的人，多；说算多的人，少。还是很多人认可这个账的。
新京报：这个账一出来，惹出了很多争议，有网友根据这个账给信阳也算了一笔账，如果仅半年就可以省下4300万元酒水费的话，那说明信阳一年的招待费也是非常可观的？
王：这不是信阳一个地方的状况，全国都存在这种情况。
新京报：可是，为什么你第一个这样提出来？
王：有些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只有面对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新京报：到了年底，我们注意到你不再算这笔节约账了，是因为受到争议的原因吗？
王：那是因为之前算过了，其实多算一点或少算一点，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转变作风，提高效率，而且节约是个不争的事实。
打“酒仗” 酒业销量降无需我安抚
新京报：你平时喝酒吗？
王：我基本不喝酒。喝酒会带来很多问题，喝多了，形象好的也变得不好了。其实我对酒还是有感情的，我曾经做过糖酒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在贸易厅，管酒管了10年。
新京报：那你和很多酒厂的老板也很熟悉了？
王：对，很熟悉。
新京报：当时酒业协会说禁酒令违法，导致酒的销量下降，之前有没有人专门找过你这个老领导，谈这个事情？
王铁：那倒没有。对于说禁酒令违法，一禁酒减少酒的销量这些说法，我一直没有在意，没有发过言。
新京报：为什么？
王：因为我不需要发言。我们的规定肯定是符合公务员法的，也是符合国家相关法规的。
公务员不同于一般群众，对于公务员应该有特殊要求，国家的很多要求也是在八小时外的。
对于说我们侵犯私权，其实是对法律的曲解。禁酒令是对特定人群在特定时间提出的特殊要求。我们觉得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这么做都是没有问题的。
公众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们的态度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新京报：信阳本地的白酒企业需要你去安抚吗？
王：不需要。他们在本地的销售量下降，那就要想办法去开拓市场。在我看来，指望公务员来承担企业酒的销量，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新京报：对于你所说的严重违纪者就地免职，其实也有是否违反组织法的争论？
王：治乱必用重典。你只是批评教育，能起到效果吗？对严重违纪者就地免职，是经市委常委会授权的。制度在先，规定在前，这本身就是一种组织程序。
信阳百余名干部因违反“禁酒令”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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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禁酒令"违法是对法律的有意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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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令违法? 河南酒类企业欲申请废除禁酒令
打错靶子？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杀法
新京报：推行禁酒令的初衷是想提高公务员的办事效率，但是从网上来看，很多人其实更关注的是公款吃喝问题。你怎么看这一点儿？
王：网上说我们的禁酒令有蝴蝶效应，我在想，我们的蝴蝶效应能“蝴蝶”到什么程度？
首先其他地方也在效仿禁酒令，这是一种蝴蝶效应。另外，我们事先没有想到，大家从禁酒令上看到廉洁从政、反腐败，这也是一种蝴蝶效应。
如果我们的禁酒令做好了，我们就会延伸到公款吃喝问题，延伸到节约接待成本问题。
新京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王：在公款吃喝问题上，如果能有有效的措施，能节约多少，这个账不敢算。说全国的招待费是2000亿元也好，1000亿元也好，如果节约下一半来用在公益上，用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多大的效益啊。
现在公务接待倒掉多少东西，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倒掉，能省下多少，想想就心疼得不得了。
我现在想的就是2008年从节约上做文章，起码饭菜不能剩，怎么管住这一点儿。
吃喝问题和禁酒令又不一样，没有一个有效的标准。但是管住这一点儿，对节约开支是一笔大账。
新京报：其实也有人提出来，要禁止吃喝腐败，就应该从财务管理上下手。如果防止中午饮酒耽误工作，该从工作绩效管理和完善公众投诉系统上下手。他们认为推行禁酒令，其实是打错了靶子。你怎么看？
王：这算是不同的角度吧。解决问题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必须实事求是，具有可操作性。在我们这里，禁酒令确实是个很好的抓手，我们从这一点儿上突破下去，比较成功。
你提到的那个意见也是很好的，各有各的道理。怎么说呢，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官员炒作？ 我们是“无心栽柳柳成阴”
新京报：整个禁酒令从2007年热到2008年，也有人说过是地方官员的炒作，你对这种看法怎么看？
王：你可以去问问，我王铁这个人从来就不是炒作的人。其实，当初我们做这个禁酒令，真的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本来以为禁酒不禁酒只是我们信阳干部转变作风的一件事情，结果很多不沾边的人都关注我们，网友写文章写博客来支持，国内外几百家媒体都关注。
我们信阳的知名度高了，对于这点，不是炒作，是“无心栽柳柳成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我哗啦啦也成了名人，其实我真的不想出名，我也不轻易接受采访。
新京报：你平时经常上网吗？
王：上，但不多。因为一上去就下不来了，开始看新闻，后来看着看着就不一定链接到哪些网站上了。
新京报：信阳的禁酒令和网上的民意，一直有一种互动，你作为一个地方一把手，怎么看待网络民意和施政方针的关系？
王：我觉得网络的推动作用太大了。它能让一个地方的事情变得轰动世界。对于我们来说，要感谢这种推动和促进作用，它会形成一种声势、一种氛围。而且网络的监督，会让我们坚持得更久。
网络民意给我们的有监督、启示、联想、感悟，比如那个蝴蝶效应，我们就是从网上看到才想得更深。
可以说，网民深化了我们的认识，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新京报：看到关于你的评论，你会跟帖吗？
王：我只是看，从来没有自己发表过评论。
最牛书记？ 我其实就是戴了个官帽子
新京报：你在网上被称为“铁腕”和“最牛书记”，你觉得自己是吗？
王：我觉得不是。我怎么算牛呢，如果说牛，还是群众最牛。我其实就是戴了个官帽子，我做了最基本的，就是努力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要你有党性，按党性原则来办，我不是说大话，每一个决定都能落实。
至于铁腕，我也不是。我不是铁腕，我是铁心，铁心为民。我这个人最容易动感情，遇到特别感动的事，经常掉眼泪。
新京报：那在你看来，自己的执政风格是什么样的？
王：我没有什么执政风格，我就是在任期内多干点儿好事。
新京报：那个人的工作风格呢？
王：我这个人很自信。“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心里不搁事情，躺下就能睡得着。在工作上，不听是非，不论是非，批评是非，我觉得活得轻松。我一直信奉三句话，以传统美德做人，以平民心态做官，以一流理念做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一直在单位一把手岗位上干，就凭的这三句话。
新京报：现在网络上正在评选十大地方新政，有信心能评上吗？
王：我没有特别在意，但媒体和网友给了我信心。
新京报：下一步会不会禁止公务人员晚上喝酒？
王：不会。我觉得禁酒令成功的一点就在于理性化。如果我晚上禁酒，那肯定推行不下去。晚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你什么都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就执行不下去，订和没订一样。
新京报：那会有人说，中午的酒都推到晚上了？
王：肯定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起码总量上肯定是减少了，时间上也确实是节约了。(记者 张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