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捕捉并量化变幻多端的幸福？

　　国内许多机构每年都会进行一些有关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权威？运用不同幸福体系产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瞭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自2007年起，今年已经是第四届，所沿用的评价体系一直在根据国情进行调整，今年做出的最大调整是把调整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上。

　　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学评估体系”。他说：“富裕之后，中国人的主观满意度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支出是为了主观感受，怎样让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

　　奚恺元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学者。

　　幸福脆弱吗

　　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有利润500万、1000万，随你先拿。”

　　陈孟云说这话的时候，每天赚32元8角；一个月前，刚加了工钱，现在他每天赚55元1角7分。

　　他为这个承诺的背书是一本书：《中国幸福学》。“诚邀本书的合作出版者，本人仅提供书稿。”陈孟云说。

　　最高学历高中的陈孟云怀有幸福全人类的宏志，每天花三元钱上网费在论坛上广发英雄帖“中国幸福学---期盼中国哲学界来拷问”、“21世纪世界大哲学已诞生---中国幸福学”、“中国诺贝尔之星---中国幸福学研究”。

　　回音寥寥。

　　而他挑战的目标，只等值于上海内环内的一套普通公寓房。

　　陈孟云有点像企图踩住幸福影子的堂吉诃德。

　　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

　　对幸福的探究源于一次不幸福。

　　2003年，陈孟云39岁，他下岗了。止步于“不惑”前，他遇到了大惑。“我就开始琢磨，谁拿走了我的幸福。”

　　一开始是只言片语发表在论坛上，积多了，后来连缀起来，遂成书，又几易其稿。

　　陈孟云坚信自己是“中国幸福学之父”，其理论核心是：人类的和谐幸福是无产阶级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这位胸怀全球的思考者，每天的现实烦恼是合上大部头，去翻账本，皱着眉头核数目字。陈孟云现在是河南焦作焦煤集团的一名临时工，无证无编制，在后勤搞核算。他仅存的自尊是“井上工”的身份，不用下井挖煤，还有点儿知识分子的体面。

　　可在知识分子圈里，他又不被待见。最近陈孟云买了两本书，《西方哲学史》、《哲学野史》，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很多大学问家都曾被称为疯子、傻子，孔子也是死了两百多年后才开始被接受。”

　　社会擅长于宏大叙事，做大做强的冲动像高铁车轮，让个人闲愁和小欲望随风而逝。焦煤划归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来年要冲击世界500强。

　　“工钱比其他好多矿还是低。”即将身为国际大企业的员工，陈孟云没有那么多“在船上”的自豪感。他字斟句酌于“工钱”，而不是“工资”，因为哪天不干活，哪天就没钱。

　　陈孟云赚来的钱还要养活父母，“跟父母住一起，这样可以使他们感觉到幸福。”

　　对幸福学研究了7年，相当于读了一个本科和一个硕士的时间，陈孟云觉得还是没法指导自己去把握幸福。

　　“满分100，你给自己的幸福打多少分？”

　　“30。”

　　“为何？”

　　“没钱消费，精神文化活动更不敢碰。上班、下班，然后上班、下班??”陈孟云说，“我想参加一些竞技类的文体活动，比如篮球比赛。体育不应精英化，而应该市民化。”陈孟云是退伍军人。

　　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陈孟云用减小分母的办法来使自己的幸福增值。“不能改变环境，就去改变自己。这是我们这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幸福观。”

　　陈孟云生于1964年，见证这些年来社会、国家的巨变：1966~1976年“文革”，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全面开放与发展提速。

　　“人的终极追求应是幸福，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陈孟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