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06年初，我受新华社派遣，先后四次在素有“山鹰之国” 之称的阿尔巴尼亚任新闻记者。在历时22 年常驻地拉那期间，相继经历了霍查晚年、阿利雅时代和剧变后三个时期；接触到众多百姓和各个层面的政界人物，感受到中国 ——阿尔巴尼亚关系的寒暑冷暖。如今，已经退休了的我，时常回忆起在“山鹰之国”度过的时光，尤其是上世纪末这个国家发生武装动乱期间的日日夜夜。
酷夏、“同志”、座上宾
1969年6月8日，我从北京搭乘国际航班的飞机从“南线”出发，途经卡拉奇、罗马，辗转抵达地拉那，开始了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国外生涯。当时，考虑到交恶的中苏、阿苏关系，中国公务人员去阿尔巴尼亚一般不走途经莫斯科的“北线”。虽然这是我首次远离祖国，常驻他乡，但毫不感到陌生，而是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国度，生活在友谊的温暖之中。上世纪下半叶，中阿两国间曾有过一段异乎寻常的特殊关系。1967年，我党在致阿党“五大”的贺电中称两国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党领导人霍查把两国关系则比喻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当时，人们高唱着“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中阿人民并肩前进，团结在马列主义旗帜下。万岁！北京——地拉那！”的歌曲。“中阿两国人民是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将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口号不绝于耳。
我就是在中阿关系的“酷暑盛夏”季节到阿尔巴尼亚常驻的，当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阿尔巴尼亚本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欧弹丸小国，只是在上世纪斯大林去世后因为霍查与赫鲁晓夫闹翻才“一夜成名”。地拉那分社于1956年成立，本来也是个小分社，只因60年代初苏联的塔斯社分社和保加利亚的保通社分社被阿方赶走后，才成为驻阿的唯一一家外国通讯社分社。而且随着中阿关系的迅速发展，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又成为重点分社，并同时设有转报站，15人的编制并配有外籍翻译和司机，报道任务重，工作相当紧张。当时有一种说法：“ 记者到国外发洋财”。错！到阿尔巴尼亚，等于到了穷山沟“洋插队”。居住条件差，生活补贴有限。根据我外交部规定，阿尔巴尼亚属于卢布区，使馆都不能到香港采购，分社就更谈不上了。地拉那市场看不到进口货，充其量我们在那里只能买一些当时国内需要布票的中国产卡其布。然而，分社却承担了其他分社不能承担的报道任务，因为“文革”期间只有地拉那分社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
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公路上跑的是解放牌汽车，骑的是永久牌自行车，手上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听的是熊猫牌收音机。阿尔巴尼亚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时，阿尔巴尼亚人与我们接触，最亲切的称呼是“绍库（同志）”。每当外出采访，阿外交部新闻司都事先通知当地的党政领导，把我们当代表团接待，奉为上宾。宴会上，频频为阿中“牢不可破的友谊”干杯。当然，我们采访到的和“笔下生花”的大都是 “中阿友谊万古长青”。
寒冬、“猴子”、冷板凳
斗转星移。1984年我重返阿尔巴尼亚，受命恢复因双边关系恶化而一度关闭的地拉那分社。这时，霍查晚年推行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极左、僵化的政策使得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阿尔巴尼亚这个自诩为“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 “贫穷社会主义”的典型。人们当时对这个国家形象的比喻是：“一盏红灯”（全国仅有一盏红绿灯）、“二牛抬杠”（两头牛拉的车子是农村的主要交通工具）、“三群挡道”（汽车遇到牛、羊、鸡群拦路）、“四处碉堡”（36万个明雕暗堡布满全国）、“武（五）警林立”（警察国家）、“六亲不认”（霍查晚年屡屡清洗“反党集团”）、“七窍不通”（霍查偏执多疑，僵化之极）、“八面威风”（自称只有阿尔巴尼亚才是“世界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马列主义的真正维护者”）、“久（九）久不变”（长期坚持极左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几十年一贯制）、“十分落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向我索要援助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霍查晚年的“要么一切全好、要么一切全坏”的绝对思维方式，骂遍全球、反遍全球的极左幼稚综合征，“一条道走到黑”的山民性格，没完没了超量要援助的蛮横无理，逐渐暴露出来。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当时，中阿关系也面临着“凛冽的寒冬”，分社记者和使馆外交官一样，处处坐“冷板凳”，外出必有警察跟踪。我与夫人开车外出时，则常常同尾随的内务部车玩“捉迷藏”。在公开场合，“绍库”的称呼消失了，孩子们在路上远远地见到了中国人，喊一声“马依姆（猴子）”，就飞快地跑开了。
即使在中阿关系最为紧张的20世纪80 年代，我们仍能深深感受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的深厚情谊。一次，我们到阿尔巴尼亚南部的萨兰达采访。我们获得外交部的批准后刚一离开驻地，便被内务部的便衣警察车盯梢，暗中尾随。当我们结束采访沿沿海山路返回时，汽车在一段石子路上抛了锚。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山腰上，情急之下，我们只得招手向尾随于后的内务部人员求助。他们立即快速驱车，停在我们汽车旁，司机二话没说，爬到我们的汽车底下检修。原来是机油箱被石子击裂，机油漏光所致。时值8月，司机从车底下爬出来时，上衣全被汗水打湿，沾满了泥土。我们的汽车只能靠其他车拉着才能走。为了等待过路的汽车，我们便在路旁树荫下聊了起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他曾在中国援建的水电站工地与中国专家一起工作过，中国专家给他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终于来了一辆卡车，他们用钢缆把我们的汽车拴在卡车后面，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徐徐前行。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小山村，内务部的人很快找来石膏，把裂缝补上，又加满机油，我们又上路了。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山路颠簸，石膏全掉下来了，汽车再次趴窝，幸好是停在一个村庄。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看到我们，问明情况，便回家取来水泥，爬到车下，把裂缝补好。出来后，他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中国援建的军工项目工作。我们离开山村时，天黑下来了。汽车依然沿着逶迤的山路行驶，内务部的车紧随其后，为避免车灯晃我们的眼睛，影响视路，他们竟不开车灯。我们终于于深夜抵达了发罗拉。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忘关车窗就到饭店睡觉了。他们发现后派人整整守了汽车一夜。第二天清晨，他们对我们低声说：“绍库，对不起，我们有纪律，不能送你们到首都。以后即使我们见了面，也不能打招呼，请谅解。你们慢慢开，多加小心。”说完，就开车离去了。
换了人间
上世纪90年代，阿尔巴尼亚尾随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了剧变，开始了历史上的改制转型。
阿的剧变是以1990年7月难民潮为前奏、当年12月“民主学潮”和多党制为开始、 1992年3月第二次多党议会选举及民主党上台为结束。阿当局称这一剧变时期为“阿民主革命的过渡时期”。如果说, 东欧其他国家的演变是“天鹅绒式”的, 阿尔巴尼亚的演变则是“疾风暴雨式”的,其剧烈和迅猛程度, 其后果的严重程度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国。剧变以来，阿尔巴尼亚国家失控，打砸抢烧等违法行为时常发生，大批工厂、企业停工停产。国民经济遭到了空前的、难以弥补的损失。据说，这一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阿尔巴尼亚造成的损失还大。
我是1992年5月底抵达阿尔巴尼亚开始第三次常驻的。那时的阿尔巴尼亚给我的印象是：山河依旧，面目全非。阿的演变呈现出破坏性大、依赖性大、复仇性大、动荡性大、后果严重性大等五大特点。穷则思变，情理之中，然而，粗野式剧变，实不可取。实践证明,阿剧变时期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五子登科”
时隔不到3 年，我于2000 年夏天又来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一待就是五年半。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来新华社地拉那分社工作，不仅报道阿尔巴尼亚，还兼管报道邻国马其顿。
世纪之交的“山鹰之国”，经历了20世纪 90年代前期的史无前例的“粗野式”剧变和 90年代后期罕见的武装动乱，走过了由贫穷到思变、由剧变到动乱的过程之后，总算步入了较为正常、平稳的发展之路，开始“融入欧洲”。
此次在阿期间，四外走走，听听看看，印象最深的是：车子多了（满街跑“奔驰”，但大多二手车），房子多了（大兴土木，但发展无序），铺子多了（洋货市场），游子多了（移民上百万），案子多了（犯罪率高）。可谓“五子登科”。
由于动乱的后果，阿尔巴尼亚的凶杀案、盗窃案、偷渡案、武器和毒品走私案等层出不穷。我们在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街头仇杀的报道，触目惊心，不是枪，便是刀的。先前多为家族间斗殴，据说只针对双方家族的男丁。后来就开始为生意场增添血色，只因钱场技不如人，便起杀机。这些案子往往查无结果。而最使国际社会头痛的要算阿尔巴尼亚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了，偷渡、贩毒、贩卖儿童妇女、武器走私的案件屡见不鲜。
我对这些案件不仅耳闻目睹，而且还有亲身感受。那是2003年的10月10日晚8时30分，地拉那居民施放鞭炮烟火，我们正在通过电视收看新闻。突然间，一颗子弹射入我们分社的房间。子弹传透了窗玻璃，打到对面的墙壁上，幸好当时我们不在那个房间。事件发生后，地拉那警方前来调查。结果是“子弹是隔壁楼上的一名无业男子‘擦枪走火’，‘无意’间‘夹杂在鞭炮声中’射出的”。后来在法庭审理这起案件时，考虑到邻里关系以及国家关系，为了不使事件复杂化，我的证词中也说“这起偶发事件是‘擦枪走火’造成的”。法庭最后没有追究这名男子的刑事责任。
如今，在地拉那的大街上，已很少有人同你以“同志”相称，但也没有人暗地里骂你是“猴子”，而是恭敬地称你为“先生”。时代变了，称呼也随之而变。
2006年1月16日，我终于结束了总共22 年的国外生涯，登上了回国的飞机。我作为中国驻地拉那时间最长的记者，毕竟对这个国家及巴尔干地区的报道倾注了几乎毕生的精力。我在阿剧变之初及动乱期间写的一些稿件被评为社级和部级好稿。新华社国际部在评稿中还曾称赞我在“小分社”写出了“大文章”，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在批示中指出：“王洪起同志用自己的行动再一次证明了‘事在人为’的真理。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只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即使是在新闻环境差的小分社工作，也能大有作为”。可能考虑到我是久驻地拉那唯一黄皮肤记者的缘故，《阿尔巴尼亚报》（ALBANIA）、《地拉那时报》(TIRANA TIME)、《全景报》(PANORAMA)都对我进行过采访和报道。
平日里闲来无事，我翻开多年来在阿尔巴尼亚采访的笔记本。猛然间，曾任阿尔巴尼亚首任总统的阿利雅（于2011年10月去世，享年85岁）为我写下的临别题词映入我的眼帘：“王，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彼此相识多年，共同经历过美好的时光和困难的时刻，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持续不断。你即将离开阿尔巴尼亚，如同你不会忘记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样，作为你的朋友的我们，也不会忘记你。我本人将永远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好人、亲爱的人，永远值得我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