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山区采访留影
有人说：台北速度太快，而且声音多、味道多、人多，令人躁郁！
三毛说：台北有她的美丽，那就是强悍的生命力与压迫感。
三毛还说：在那儿心思不清明，整天忙来忙去，而内心一样空虚如死。
从2001年至今，我每年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赴台驻点采访。台北是除北京之外，我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12年间，我在台北“整天忙来忙去”，感受她的“美丽”，也感受她的“躁郁”。虽然常有漂泊感和“压迫感”，但内心从未“空虚如死”，因为那里有我热爱的工作、不改的理想，而且经过约70批驻点同事和我的共同努力，“新华社”的金字招牌如今在台北乃至全台闪闪发光，证明我们的坚守与付出是值得的。
见证大历史 感受好人情
台北是台湾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岛内政经、社会新闻主要爆发地，堪称新闻富矿。数十次的驻点带队经历，让我有幸在那里见证了台湾岛内、两岸关系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
印象最深的是“3.19枪击案”。2004年3月19日下午2点左右，距离当年台湾大选投票不到24小时，我突然获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刚刚在台南“扫街”拜票时遇刺。脑袋“嗡”地一声后，我迅疾拿出手机向社总编室通报这一重大突发事件。
作为带队记者，我的首要职责是尽快了解到尽可能多的情况，并作出选情与台湾形势演变的预判。在指派同事张勇到陈水扁、吕秀莲竞选总部紧盯情况后，为了掌握事件最新进展，我毅然决定参加事发后“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举行的首次官方记者会。
大陆记者之前从未到“总统府”采访，我到后门表明身份后，执勤的宪兵和“总统府”负责新闻的公共事务室官员都愣住了。耽搁了点时间，我终于获准进入记者室，亲耳听到邱义仁说陈水扁是“枪伤”，亲眼见到他嘴角露出的一抹神秘微笑。在了解各方情况后，我作出了投票将于第二天如期进行、枪击事件对陈水扁选情有利的判断，并将这一判断通过电话向总编室作了汇报，总社也迅速通过内参渠道向上面通报。忙完这一切走出“总统府”时，我才意识到尽管是初春，但因为紧张忙碌，我的后背全湿了。
第二天投票结果揭晓，“连宋配”果然以不到3万票的差距输给“陈吕配”。连宋阵营随即发起抗争，但最终陈水扁还是连任了4年，任内悍然推动“法理台独”，两岸关系更趋动荡。而落选之后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则勇敢作出正确的历史抉择，于2005年4月率团首访大陆，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举行历史性会谈，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路。
作为一名记者，能见证大历史、记录大历史，是职业最大的幸福。之后的2008年、2012年台湾大选，我都在现场采访。记得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高声宣布当选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脑中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个词“八年啊”。因为这场胜利对于台湾泛蓝阵营、对于包括我在内许多希望两岸关系雨过天晴的人来说，都期待已久，就像抗战八年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刻。
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迅猛发展。我又有幸在台北见证了海协会陈云林会长首次抵台参加会谈、两岸实现全面“三通”等重大事件。尽管每次大事发生，我和同事都格外忙碌，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陈云林访台时还遭“台独”分子围困在酒店，但我们都“痛并快乐着”，因为我们不仅是在写新华社报道，更是在为中华民族写历史。
此外，驻点最大的“福利”就是能走遍宝岛的好山好水，能与台湾同胞近距离接触。“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与台北朋友的交往常常印证着这句话。
每次驻点我抵、离台北时，朋友们都要为我和同事接风、饯行。虽然席间免不了“酒精考验”，但总是相谈甚欢。记得今年5月下旬我最近一次驻点结束时，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陈龙吉特意为我包了一个大厅，还请来乐队现场伴奏，其盛情让我和大陆其他驻点记者感动不已。
而在日常交往中，当我偶尔提及台湾哪里的水果、点心好吃，台北的朋友会悄悄记住，有时第二天就买了让人快递到我的住处来。周末偶有闲暇，他们也总会开车邀我和同事到阳明山踏青、到北投泡温泉、到“猫空”品茗、到淡水看夕照……朋友之交贵在诚，台北朋友们的热诚常常给孤身在他乡的我以温暖，让我在点点滴滴中感受到台湾的好人情。
工作在“白区” 辛酸谁人知
驻点采访是不折不扣的苦差事，个中之苦真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海峡两岸尚处于敌对状态，大陆记者特别是“中共首要喉舌”新华社的驻点记者，自然会遭到台湾情治单位“特殊关照”。早年驻点时，我每次入住台北某饭店总是“很巧”地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每次从饭店外出身后都会有“尾巴”。现在虽然基本没有被跟踪，但监听、监控无所不在。与总社联络必须字斟句酌，对于总社带着“暗语”的指示要反复揣摩，连与家人通电话都无法畅所欲言。缺乏真正的自由，是我在所谓“自由地区”最大的痛苦。
驻点对我来说，还意味着三个月内不能侍奉老母、“妻离子散”，家里根本顾不上，有事也只能隔海干着急。除了思念亲人，生病是另一种痛苦。由于不能参加台湾健保，看病很贵，我只能自求多福，每次去台湾多带药，感冒了自己吃点药硬扛。有次外出采访摔伤后，由于医治不及时，肩膀和胳膊至今落下病根。
精神上高度紧张，是驻点的常态。新华社是世界性通讯社，讲求发稿时效。作为驻点记者，我们对台湾“守土有责”。岛内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每次地震台北基本都有感。尽管所住楼房激烈摇晃，我却总是条件反射般冲到电脑前，第一时间抢发快讯，忘记害怕，也忘了避灾常识。
驻点期间，我没有周末、假日，没有白班、夜班之分，每天早上都是一睁开眼就按下电视遥控器，边听台湾电视新闻边洗漱，晚上也要等到10点多查阅“中央社”次日“国内活动预告”，安排好第二天的采访、向总社发回发稿预告后，才能上床就寝。这样连轴转三个月下来，铁打的人也身心俱疲。我妻子也在新华社工作，今年春季首次带儿子到台北探亲，看了我的工作状态后感慨地说：“来了才知道，你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拼搏十二年 “新华”树招牌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经过同事们和我12年来的团结奋斗，新华社驻点记者如今被包括当局主管部门在内的台湾各界，公认为最敬业、最专业的大陆驻点群体。
2001年2月，我和原港台部副主任（现为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作为大陆首批驻点记者抵达台北时，台湾当局、媒体和社会上一些人并不认为我们是单纯来采访的。在他们眼里，新华社就是“中共的代表”，“白天写报道，晚上写报告（指内参）”。我在台北的书店里看到一本书《中共情治系统》，书中专章介绍新华社，把我社与国家安全部、总参情报部等并列为大陆主要情报机构。
驻点刚开始的一年里，台湾有关部门天天盯着我们的报道，不时指责我社驻点报道“带有立场”、不客观、负面多。2002年5月华航一架客机在澎湖失事后，我第一时间赶到澎湖，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大陆记者，接下来一周里对搜救工作做了大量报道。报道结束后，台“陆委会”、“新闻局”官员与我见面时说：“真没想到新华社稿件也有人情味，你的报道很客观。”
台湾政要对新华社原本也是戴着“有色眼镜”的。2009年6月，我提出专访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事先让幕僚传话只给半个小时，结束后也不留我和同事午餐。我到他办公室后先行与其沟通，保证专访会以一问一答、有闻必录的方式全文发表，绝不断章取义、添油加醋，但也希望他在答问中尽量避免“敏感用词”。
结果专访开始后，宋主席对我的提问一一作答，谈兴甚浓，结束后还特意留我们共进丰盛的午餐，并带我们参观办公室，为新华网网友题词，比原先约定的时间多了一个多小时。
此次专访全文和我撰写的采访手记《迟暮亦英雄》在新华网、《参考消息》发表后，宋主席很满意，对他的幕僚说：“看看人家新华社记者把我的理念表述得多么好，你们要好好借境。”2012年我出版新书《自在台湾》，邀宋主席作序，他欣然应予，写了一篇热情洋溢、文采风流的序文。
对宋楚瑜的专访，改变了很多台湾政要对新华社的刻板印象。后来我再向连战、吴伯雄等人提出专访时，都先提供宋楚瑜专访全文，他们看后都打消顾虑，同意接受专访。
我社发展多媒体事业后，驻点记者也增至每批5人。“岛内有大事，我们在现场。”我社文字、摄影、视频记者“大阵仗”赶到现场，迅速发出客观、专业的报道，给台湾各界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对新华社“非媒体”的质疑基本没有了。前几年我社计划在台北租赁驻点办公用房，当我与台北地标101大楼的人员洽谈时，他们表示很荣幸也很欢迎新华社这样的世界权威媒体进驻，愿意尽量提供优惠和方便。新华社在岛内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人的一生究竟有几个“十二年”？不管有几个，我都会珍视2001至2013这“十二年”，因为借由驻点能与台北有着一般人难得的机缘，也能为新华社在台湾的影响日益扩大略尽绵薄，我何其有幸！
谨以此文献给第14个中国记者节。
（记者 陈斌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