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标志性建筑“千里马铜像”
2008年在朝鲜炸毁宁边核设施冷却塔的现场
作为一个在朝鲜首都平壤学习、工作前后15年之久的老记者，平壤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工作的需要，比起长期生活的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平壤的大街小巷更为熟悉。把平壤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
朝鲜没有那么神秘
不少人都说朝鲜是个神秘的国家，平壤是个神秘的城市。或许是在平壤呆的时间过长的缘故，我似乎并没有觉得朝鲜和平壤有那么神秘。平壤之所以在外人的眼目中显得神秘，一是朝鲜本身对外宣传不够，对外开放程度不足，加上民众的组织性、纪律性强，与外界接触交往少，很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情形。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看来，这一切都显得很新奇甚至不可理解。二是有些人受西方宣传的影响，或者戴着有色眼镜看朝鲜，人为地把朝鲜从其特殊国情出发而出现的一些现象蒙上了神秘色彩。
毋庸讳言，朝鲜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人民生活还很不富裕，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落后，生活中常常有不便之处。记得我2005年底第三次前往平壤赴任时，乘坐分社的吉普车从丹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天就下起了大雪。从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到平壤的路程为240公里左右，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土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一路风雪，跑了整整6个多小时才进入平壤。由于下雪，吉普车在路上还发生了侧滑转圈的现象，好在司机沉着，大家有惊无险。
即便在这样的大雪天，沿途还经常看到当地的民众手拿木板、扫帚在不停地扫雪。我当时觉得朝鲜人“真傻”，为什么不等雪停了再扫呢？其实，包括平壤在内的各地的街道、公路都是分区、分段负责的。尽量地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正是朝鲜人实诚的表现。
2005年的那次赴任，是我时隔11年后重返平壤。在进入平壤前，我们的吉普车被泥雪弄得一塌糊涂，连车牌都看不见了。路边有几个朝鲜姑娘为进入平壤的车辆洗车，为的是保证进入平壤的车辆干净整洁，以免影响市容。当我问“洗车是否收费”时，冻得直跺脚的姑娘说：“免费。洗洗吧”。这情景让人鼻子发酸，既感到朝鲜普通民众的质朴，又感到商品经济思想还远没有在人们心中扎根。
但是，平壤人的思想并非一尘不变，随着综合市场（农贸市场）的普及，商品经济思想也逐渐在普通民众中散发开来。分社为了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基本上一个多月跑一趟丹东采购生活用品，即使如此，平时吃的菜蛋肉等也无法保证，必须到平壤的综合市场去买。平壤的“统一大街市场”是允许外国人进出的唯一市场，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时间长了，和一些摊贩也就混熟了。我们常常可以向他们预约需要的物品。当然也免不了讨价还价。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朝鲜人的讨价还价还是很有分寸的。当然也有“奸商”。但这种奸商在市场上往往吃不开。不仅综合市场的摊贩们有了商品意识，就是过去不收费的公园、景点，朝鲜人也开始收费，例如过去进入平壤牡丹峰公园是免费的，后来则要收取2欧元的门票。这或许反映了朝鲜人的商品意识在逐渐萌芽。
在朝鲜不能随便拍照
在市场内是绝对不允许拍照的。有一次我陪一位临时去探亲的中国人家属逛市场。这位家属不知道这种情况，拿出相机照了几张相，闪光灯立即惊动了市场管理人员。在市场管理员的坚决要求下，只能当面将所照相片全部删除才了事。按照规定，平壤市的其他综合市场是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不过，由于中国人和朝鲜人外貌相像，有时也能混进去。有的管理人员对此睁一眼闭一眼。遇到较真的管理人员，就只能自认倒霉，被管理人员礼貌地“押送”出去。我自己也曾几次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说起照相，还有一段“趣事”。2007年10月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平壤，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谈。这是分社的一项重要报道任务。在卢武铉抵达平壤前，分社一位年轻记者上街看看平壤市内的准备情况，恰巧碰到一辆韩国KBS电视台的转播车停在平壤人民文化宫前。这显然是韩国媒体为其总统来访做准备。分社记者随即停车，拿起相机照了几张。不料此事被平壤的便衣安全人员发现，急忙上前阻止。但分社记者已经驾车走了。第二天，负责分社采访事宜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外事处就把我叫到朝中社，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向他做了解释。但是这位处长仍然“好意”地“警告”说，朝鲜是朝鲜，中国是中国，不能把中国的一套做法搬到朝鲜来。
在平壤采访，这样的事情不止碰到过一次。在任期间，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正在北京举行。朝鲜外务省副相金桂冠（现为第一副相）经常前往北京参加会议。我们一般在获知消息后都到机场“截住”他采访，以便发出新华社的独家声音。有一次金桂冠前往北京开会，中国和俄罗斯驻朝鲜的大使到机场送行。我照例前往机场贵宾室门口等待。不料平时与我很友好的一名外务省官员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要老是举个录音机采访我们副相。那是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的做法。我们不喜欢。我们的立场都给你们大使说了。听到此话，当时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我对他说，采访是一个记者的工作和责任，没有形式之分。内部通报和公开报道是两回事。尽管闹得不愉快，但我仍然坚持进行了采访。其实老资格的外交官金桂冠是很随和的，基本上有问必答。
在朝鲜采访很困难
由于朝鲜的特殊国情，在朝鲜采访是很困难的。按照朝鲜的规定，普通民众不能私下与外国人接触交谈。所以我们的采访必须首先提出书面计划，写清采访对象、内容、时间等提交给朝中社，然后在朝中社人员的陪同下进行采访。一些被朝方认为“敏感”的采访计划往往石沉大海。而对于外国“新闻人物”访朝的采访，朝鲜不主动通报给外国记者，全靠我们自己从各方面收集信息后“出击”。
有一次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朝鲜访问，商谈核查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问题。我们没能在机场“堵住”他们，只能在平壤市内的各大宾馆“满世界”地寻找，终于在平壤的高丽饭店找到了这些人。我们足足在会议室门外等待了大半天，才在会议结束后采访到了有关人员，发出了新华社的独家消息。虽然累得够呛，但稿子得到了总社的表扬，心里还是很快乐。
说起在平壤的采访，酸甜苦辣样样都有。
2008年朝鲜炸毁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在我的记者生活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朝鲜的这一举动是六方会谈取得成果的一个重要事件。当时朝鲜只邀请了中、俄、韩、日、美五国的电视记者现场采访，把包括新华社在内的所有驻朝外国文字、摄影记者都排除在外。对于在朝鲜发生的这样一件重大事件，没有新华社的消息怎么行？我反复地找朝鲜外务省、朝中社，说明新华社记者必须到现场采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通过中国驻朝大使馆与朝方交涉，还通过总社与中国外交部、朝鲜驻华使馆商量。在前后方的努力下，我终于被“网开一面”，成为这个采访团队中的一员，背着分社的两台相机上了路。
由于现场没有通信设备，手机也没有信号，朝方规定电视记者们都必须回到平壤再发稿。不允许在现场发稿。在采访完冷却塔炸毁情况返回平壤的路上，我一直紧握手机，不断地试着拨打总社的电话，终于在接近平壤顺安机场时有了信号，赶紧向总社口述消息，抢得了首发，回到驻地后赶紧发详讯、写特写，发照片。这组图文稿件后来被大量采用。
在公开报道受到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分社必须努力搞好参考报道，把朝鲜的真实情况反映回去。因此，参考报道一直成为分社报道中的重点。这就要求记者时时处处有“参考意识”，平时注意积累资料，及时地综合、分析各种材料，拿出自己的看法。或许我是参编部出身的人，“参考意识”更强一些，所以写的参考稿更多些，有时一年的参考稿达到四五十篇，总是排在亚太总分社的前列。如实地通过参考稿反映朝鲜的实际情况，是我这些年在平壤的记者生活中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在平壤当记者是寂寞的、清苦的，困难的，但也是有意义的、值得珍惜的。尤其是当时驻平壤的外国记者只有中俄两家时，能够利用这个“特殊条件”发出新华社的独家消息，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也许这一辈子，平壤这座城市在我的脑海中是永远抹不去了。
（新华社驻平壤分社原首席记者 高浩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