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的条文要为未来作设计

　　记者：您认为这次修改著作权法的思路和应当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刘春田：对此可能有不同理解。修订法律必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为实现著作权法的基本功能，应当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数字技术是对印刷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已导致主要发达国家著作权制度的变革。中国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时代的产物。技术无国界，如果不因利乘便，适应技术进步，对著作权制度果断实行变革，必将落后于国际社会。

数字传播时代呼唤著作权法“变法”。 光明日报/CFP

　　二是文化发展的要求。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翼，文化产业是文化发展的载体，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著作权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没有先进的著作权制度，不可能建设现代的文化产业。

　　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一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著作权法，难以充分、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是总结、吸收20多年我国知识产权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司法经验，要经提炼反映在新著作权法中。著作权法既是裁判法，也是行为规范。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法院积累了丰富的著作权法实践经验，完全有条件为立法提供丰富的营养，所以修法应当特别重视法院的经验。

　　五是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世界大势。著作权法的修改，影响到全球多数国家的利益，万众瞩目。我们和其他国家生活在一个世界，一个市场中，我们在捍卫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要学会双赢，必须考虑左邻右舍，必须接受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准则。

　　六是著作权法应当具有纲领性、前瞻性。囿于我国目前的立法体制和机制，著作权法没有条件两三年就修改一次。因此，这次修改实际是在为2015年以后的社会生活设计著作权法。也就是为创新型社会提供法律保障，因此，修法必须有超前意识。否则，法律会成为创新型社会的障碍。

　　理想目标是建立著作权法律体系

　　记者：这次著作权法的修改，究竟有多大幅度，会涉及哪些制度和条文，是大改、中改，还是小改，对此，国内外都很关注，您能否介绍一下？

　　刘春田：按照适应数字技术与文化发展、繁荣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的要求，在现有基础和框架下，著作权法有必要进行较大的调整，从保护对象、权利主体、权利体系设计、权利归属、权利利用与处分、邻接权、权利限制、著作权合同、法律责任、归责原则、侵权赔偿、著作权集体管理，以及著作权纠纷的调解等制度，还有与国际条约的关系等等，都需要进行体系化的调整，否则不足以胜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因应数字技术出现的问题，如计算机程序、技术措施、临时复制、向公众传播权等制度，应当认真应对。国家版权局阎晓宏副局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修改的标准是“当与不当”，并提出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条约的统一，外国经验与中国制度的统一，立法原则与法律条款的统一。

　　另外，修法应当明确两个任务，一是完善法律的体系化，二是突出修改重点。如果能建立一个科学的、开放的著作权法律体系，并修改好重要的制度，就很理想。至于最终修改幅度多大，是大、中、小改，没有人可以未卜先知。修法涉及中国国情、理论指导、经验总结、立法者的眼界、立法技术，还关乎权利人、产业和公众等各方利益的平衡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天下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