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荣语出惊四座。
这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成了新闻人物，在各大网站，“人大代表刘锡荣”高居热门点击率前茅。这一切源于3月10日下午刘锡荣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一番发言。刘锡荣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的官。共和国建立6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编制法，乱设机构和乱定级别，领导干部的职数超编和公务员超编现象严重。这“两乱”、“两超”为买官卖官留下无限空子，给亿万人民加上额外负担，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
刘锡荣的这番讲话引发好评如潮，在浙江代表团，在网络上，许多代表和4百多万网民赞扬刘锡荣敢为老百姓说真话，是“真话代表”、“良心代表”。也有一些网民提出问题：刘锡荣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敢在人大会议上公开说？说了以后是否有压力？在中纪委时为什么不早说？说了以后会起作用吗？
带着这些问题，3月13日上午，在浙江代表团驻地西直门宾馆，《法制日报》记者专题采访了刘锡荣。
《法制日报》记者：3月10日，您在浙江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说，当前我们急需制定好的法律，一部是预算法，一部是编制法，法律要为人民管好官管好钱。驻京办都在都在“跑部钱进”，给反腐败带来很大压力。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四不分”再不改官员不腐败都难。我想了解的问题是，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要说的话题很多，为什么您选择说上面这些话呢？
刘锡荣：我从事纪检反腐败工作多年。这些年，我们反腐败的力度不小，但为什么腐败仍然象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人与制度相比，制度更为可靠，所以要推行法治，必须从立法高度去解决腐败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伟大成就，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贫富差距拉得太大，基尼系数在全球处于高位；二是腐败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腐败严重，必定带来贫富悬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力、财富取之于民，当然用之于民。但是现在，贪官拿公家的钱，就象把左口袋的钱放到右口袋，为什么这么方便？原因就是权力之手没有阳光化、透明化，没有受到法律的规范监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应该是市场，但现在，起基础性作用的却是权力，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府和市场中介机构不分，这“四不分”就是典型的权力干扰资源配置，必定影响公开、公平、公正，影响社会公平。官多，供养成本就高，官贪，必定损公肥私，损害的都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我呼吁尽快制定编制法、预算法，这样，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就可以在党委的指导下为人民管好官，为人民管好钱。
法律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应该代表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不是利益既得集团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目前，“四不分”已渗透到立法领域，立法已出现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规化的倾向。立法也是一个博弈、争斗的过程，我要为人民群众争利益，他要为权贵们争利益。我原在纪委，现在人大工作，我呼吁尽快制定编制法、预算法，就是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用法律预防腐败解决腐败问题。
《法制日报》记者：您3月10日的这番会议发言语惊四座，反响很大，造成了全国性影响，您说实话，这几天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
刘锡荣：没有。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有良心说真话这是我应尽的职责，责无旁贷。我基本上不用手机，一直住在会上，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压力。我在浙江生活工作多年，浙江代表团的代表对我很尊重很客气，这几天遇到，许多人说我敢说真话，说得好，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发言时我说，“记得4年前公布的数字，全国有公务员600万人，现在公布的数字是1000万人，每年增加100万公务员，老百姓怎么养得起啊。”昨天，国务院一副部长打电话给我，说我这1000万公务员的数字不准确，据他们统计，2010年底全国公务员数字是689.4万人，比2009年增加了10.5万人。加上社团组织11.6万人、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的76.8万人，一共是777.8万人。
那么，我的数据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赵启正。2011年3月，他在四次政协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公务员接近一千万人”。我想，作为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应该不会乱说，他的数字肯定是有出处的。公务员数字之所以有出入，我想可能有这么几方面原因：一、777.8万公务员那是2010年的数字，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目前是多少呢？二、现在各地，乱设机构和乱定级别，领导干部的职数超编和公务员超编现象严重，这“两乱”、“两超”的数字统计进去了吗？三、说实在的，现在统计口径混乱，同一件事情，不同部门之间，统计数字差别经常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