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民法典：从“照着讲”到“讲出中华智慧”

“离出台一部中国民法典，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民法学家王轶在演讲中说。

制定一部中国民法典，既是立法者的梦想，也是几代民法学人的追求。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1999年合同法实施，2007年物权法问世，2010年侵权责任法开始施行，今年4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又将生效……正如王轶所说，民法典的主要内容已经基本齐备，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王轶同时指出，我国的民事法律许多都是移植而来的，属于“照着讲”。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曾照着日本民法讲、照着法国民法讲、照着德国民法讲、照着苏联民法讲、照着英美契约制度和侵权制度讲。形成中国民法典，要敢于“接着讲”，讲出中华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过程，其实已经孕育了诸多“中国元素”。比如，我国民法通则将人身权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并立，开创了民事立法的新体例。“不少学者致力推动立法机关尽快启动人格权法的起草，其根源就发端于此。”王轶说：“如果这一学术主张被采纳，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法典将把人格权法作为独立一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排体例的一个创举。”

此外，我国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也有许多创新，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元素”。

在王轶看来，我国近年来的的民事立法注重独立思考，设计出了不少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律方案。民法学者需要建构起与此相适应的、具有解释力的民法学说。“这意味着，中国民法学界在‘照着讲’的同时，将开启‘接着讲’的时代。”（梁 捷 王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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