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底最终揭晓之日,往往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之时。
1月25日,“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终于在北京揭晓。作为对法学界还算熟悉的关注者,我当然更加关心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结果产生的时候,我发现,我三个月前的预测结果竟然未能做到百发百中。实际上,我只预测对了七个半人(因为其中有一位的情况是,我预测对了学校,却预测错了学校的具体学者。所以,只能算是预测对了其中的半个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个结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外。有人可能会认为,此次当选的十位幸运者中也有学者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还有些欠缺。但从他们的贡献来讲,我认为,最后的当选者基本都属于名副其实、实至名归的。
我们看到,最后评出的这十位“杰出青年法学家”,年富力强,各具特色,其中还不乏一些有趣的巧合。
从地域上看,北京地区五人,京外地区五人。另外,华东、中南、西南各区域均有代表入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十位当选者中竟然有王振民、付子堂、王轶、于志刚四位教授均出生于地处中原文化核心的河南。尤其是票数名列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轶和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均来自传统法学家人才聚集地——诸葛亮的福地南阳。我们都知道,南阳曾经诞生了诸如张文显、赵秉志、樊崇义等一大批声名卓著的学者。
从年龄上看,基本都属于“后青年”时代。其中六位是“60后”,另外四位则是更为年轻的“70后”。看起来,一个法律人要真正出成果,最佳年龄就是在35岁至45岁之间。换言之,能够成为“杰出青年法学家”的学者均在这个年龄段之中。当然,年龄也是死的。所以,年龄这个杠杠,也使许多很有作为、多有成果、更具影响力的学者没有机会入选。曾经有人为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杰出青年法学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青年”与“法学家”要画上等号,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均有不通之处。不过,质疑归质疑,影响归影响,所有荣誉称号均只属于一种导向和鼓励,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合理。同时,我们谁也无法回避与抹杀“杰出青年法学家”对繁荣法学研究、促进法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从学科上看,各基础学科均有当选者。除了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法律史。其中行政法学有两位当选,不过也有一个遗憾,民事诉讼法学没有学者当选。更让人遗憾的是,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学者虽已进入评委的视野,但最终只获得提名奖。如最高人民法院的虞政平博士、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邓思清博士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张万明司长,最终均遗憾地未能当选。
从院校上看,几个著名的传统院校如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和社科院及京外的武大,均有收获。同样,传统的五大政法院校除西北政法外,均有喜讯。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母校华政,此次又有了当选者。而且还是一位女教授,她就是华政从事外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李秀清。很有意思的是,华政另一位年轻有为的学者罗培新虽然未能当选“十杰”,但在提名奖中的票数稳居第一。可以预计,假以时日,正如上一届虽没有当选但在提名奖中稳获第一的王轶一样,其知名度将更高,影响力将更大。更加令人感慨的是,在21位提名奖获得者之中,竟然有四位是华政的。除了罗培新,还有虞政平、张万明、郑少华等四位很有成就的华政校友。
当然,值得关注的焦点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性别上看,还有一个喜人的现象,本次评选第一次同时评出了两位女教授。那就是一南一北的李秀清与熊秋红。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十杰”之中有一位校长、三位法学院院长、两位法学院副院长、一位研究生院副院长。“十杰”中最大的官还是付子堂教授。他不仅仕途顺利,而且学术研究也顺风顺水。他领衔主编的《法理学演讲录》系列丛书在法律出版社一直是法律人关注的热销书。王振民、肖永平、周佑勇三位教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在行政领导方面同样毫不逊色。其中王振民作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建以来第四位姓“王”的院长(此前分别是王叔文、王保树、王晨光),对清华大学法学院品牌推广与形象宣传的贡献,无疑是有目共睹的。习惯于联系重大主题与社会现象进行演讲的他,在25日演讲的最后以最近风靡的电影《让子弹飞》为题,祝愿我国早日“让法治飞”!
在上述院长中,于志刚与王轶两位“70后”更让人感到了年轻学者的锐气与朝气。作为赵秉志教授弟子的于志刚,其刑法学学术成果注意开拓前沿性课题,尤其在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法律问题研究方面居于国内领先地位。25日下午,他从网络的兴起到网络对我们生活的改变,乃至网络犯罪现象,可谓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这位以研究网络犯罪见长的年轻学者,现在挂职于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任副检察长。王轶是一位能演讲、善演讲的学者,听过他演讲的人对他那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演讲风格不仅印象深刻,而且赞叹不已。25日下午,他以《从“照着讲”到“接着讲”》为题,在短短15分钟的时间里,将中国民法学界近百年的风云人物与中国元素的传承轨迹,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动人心。
与王轶相同,王锡锌目前也担任学校法学院副院长。无论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日常教学研究,他都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刚刚过去的一年,他除了继续在长沙等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与实践之外,主要致力于“拆迁条例”的修订完善。巧合的是,在他当选“十杰”喜讯揭晓前夕,“新拆迁条例”发布实施了。显然,这是令他更高兴的一个好消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副总编辑 刘桂明)
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