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如何长效

综合治理是非常重要的。综合治理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但是缺乏执行力度。要建立打黑的长效机制，需要有政治制度的安排、经济制度的跟进、文化等方面的推进

对于重庆的打黑行动，黄京平表示，印象最深的是，重庆有关部门在打黑除恶中表现出的综合治理能力。

“以往我们关注更多的是重庆打黑的集中度，法律适用等问题，同时还关注要运用综合治理手段，确保打黑除恶的效果能够更加长期有效。改进城市管理的各种手段，打黑除恶的理念，各种制度上的安排，包括未来的制度构建等方面都更加成熟，将运用综合治理的手段达到更好的效果。这是符合我们社会规律的，也是执政能力提高的表现。”黄京平说。

据林喆介绍，在这次会议上，刑法学家提出了要建立打黑除恶的专门法规。此外，由于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很多都以公司的面目出现，其中既有合法财产也有违法财产，民法学家提出了如何通过法律界定将二者区分开来的问题。此外，民法学家还建议在对涉黑成员进行刑事起诉的时候，对于被害人同时给予民事起诉。

“要颁布打黑除恶的专项立法。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限于重庆了，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普遍意义。这部法律中应该包括，什么叫黑社会势力，对此应该有严格的界定，还有对黑社会团伙的分工也应该进一步界定清楚，比如为首的、协从的等，对于这些成员的量刑标准要有所区别，比如自首立功的应该从轻。”林喆说。

据林喆透露，会后，组织者对重庆打黑的经验和总结形成了一本非常厚的总结。

“我的建议是，不要把所有内容都写在一个报告里，应该分开来谈。主报告就写重庆打黑的经验，分报告可以写打黑的过程、黑社会组织与官员腐败的情况等。”林喆说，组织者吸取了她的观点，将分册进行总结。

据了解，上述报告随后呈交上级有关部门，并对于全国范围内打黑除恶相关规定的出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此外，林喆还认为，打黑除恶应该进一步提升到更高的角度。“我们的打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这也是整个社会管理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而黄京平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司法资源的短缺与常态的刑事司法活动的关系。

“黑恶势力的运行、生长、规律和司法资源运行的规律、打黑工作的规律是吻合的。”黄京平说，全世界包括中国，司法资源永远是出于短缺状态的。司法机关人力、物力的投入的增长赶不上犯罪增长的速度；目前法制的要求是罪名的证据要充分，毫无疑问，证明的过程就相对消耗更多的资源；打黑除恶要比一般的司法实践中碰到的犯罪的证明更难，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领域长期从事黑恶势力的犯罪中，被害人一般都不愿意出来作证，仅就黑恶势力而言，司法证明就比较难，更加凸显了司法资源的短缺；真正到了打黑除恶的时候，形成一种打黑强势氛围之后，很多证人才出现，这在重庆的打黑除恶会上的数据可以证明。

黄京平认为，日常的司法活动，是选择性执法。司法资源相对于社会治安是短缺的，所以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可以保障、影响社会治安的、影响公众安全的犯罪这一部分，“最近公安部又展开了为期7个月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所列举的犯罪是与社会治安状况有很大关系的。经常性的司法活动本身即是一种选择性执法，这是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黑恶势力的形成。其形成有一个不法分子不断暴露的过程，这个暴露的过程实际上是司法证明的过程。很多人总结说‘打早打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但在实现上很难。对黑恶势力的犯罪打击，必须形成一定势力的打击，形成集中优势，有一种震慑的功能，才能确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形成黑恶势力的氛围。”黄京平说。

“某种意义上讲，探讨长效机制的时候，需要将集中打黑的安排考虑进去。任何国家都是对黑恶势力非常警惕，隔几年进行一次集中打击。因此我认为，集中打击应当作为打黑除恶长效机制的一个部分。”黄京平说。

亚洲犯罪学会副主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则表示，我国的反黑斗争关键是“及早”。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要及早行动，在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予以遏制，这是“打黑除恶”工作的重中之重。“打黑除恶”工作有两条战线：一是反腐败，二是打击经济生活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黄京平认为，综合治理是非常重要的。“综合治理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但是缺乏执行力度。要建立重庆打黑的长效机制，需要有政治制度的安排、经济制度的跟进、文化等方面的推进。”黄京平说。

“中央领导人在中纪委的讲话中曾经提到过，‘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体系：科学、严密、管用的体系’。那我想，要真正建立打黑除恶的长效机制，这一机制也应该是科学管用的。也就是说，这一机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作用，人们能看见能感受到。”林喆说。（杜晓 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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