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3岁的中牟县人孟某，2008年7月到郑州打工，结识了同乡18岁女孩兰某，两人开始来往。因女方家人极力阻止，引发孟某不满。2008年11月24日晚，孟某骗兰某喝下安眠药，次日凌晨1时许，趁兰某熟睡之机，孟某持刀将兰某杀死。

    按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依法应在“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定刑幅度内量刑。同时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鉴于被告人孟某对自己故意杀人的行为真诚悔罪，被告人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向法院提交了请求对孟某从轻处罚的意见书并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由此法院认为可以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

    张军并不同意“花钱买刑”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刑法“罪刑相当”原则的体现：“在类似个案中，犯罪事实、性质、情节是相对不变的，但社会危害是可变的。被告人把被害人打残或者打伤后，给被告人50万元，被害人的后半生就有了一定的保障;如果另一个被告人也把被害人打残或打伤，却一分钱没给，被害人一生就可能没了依靠，他的家庭也可能从此陷入贫困。两者的社会危害后果能一样吗?当然不能，所以对两种情况的依法处刑当然也不一样。”

    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赔偿标准，国内学界和实务界多倾向于不低于民事案件赔偿标准的做法，以有利于保护被害人。2003年通过、2004年5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民事案件中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

    “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是维护了被害人的权益，但有的罪犯就是因为贫穷才去抢劫，结果造成被害人伤亡，怎么让他赔?”张军指出，最高法院主张实事求是，造成多大损害就赔多少钱，“要拿就医、救治、丧葬的发票来计算。”

    “宽以济严、严以济宽”成关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务中引发的社会评价，总体认为对一些个案的改判随意性比较大。”对此张军并没有回避。

    据他介绍，去年10月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刑事审判一般问题的专题报告;有人大常委提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不是法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吗?”

    张军指出，司法权威不高时，即使是依法、正确、公正的裁判也会被怀疑，广大群众也不信任;同时有的法院确实有个别案件裁判缺乏法律依据、不够公正以及个别法官徇私枉法。

    “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较容易做到，根据犯罪对象和犯罪分子情况也能做到累犯从重、未成年人偶然性犯罪尽量从轻;”张军介绍，“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最关键、最有力度、一旦实施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瓦解分化犯罪、争取社会更多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的，是‘宽以济严、严以济宽’。”

    张军强调：“这个‘互济’需要下功夫解决。现实中重罪有从轻情形的能够轻判，轻罪有从重情形的就应该重判，这样的问题解决得不好。”

    首份官方报告揭观念性问题

    近日，湖北省高院已经向最高法院作出报告，系统总结了该省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情况。这将是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首份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情况作出的官方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