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外部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４月召开的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上透露，监所检察厅今年共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报告１５例，涉及１２个省份。报告死亡原因为３人自杀、７人被殴打致死，２人因事故死亡，另有３人死因正在调查中。

    监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看守所发生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既有公安机关监管不力，也有检察机关监督不力。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力，主要是一些地方派驻检察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辽源市人民检察院两位检察官每天都驻在看守所。王文生检察长说，辽源市看守所与驻所检察室关系紧密，受驻所检察室的监督。看守所每月还有“检察长接待日”，由检察长、副检察长亲自到现场解决各种问题。

    杜云明副检察长经常接待向他申述的在押人员。在他接到的申述中，约１０％反映案件审理不公、１０％反映执法不公、４０％要求帮助聘请律师、４０％要求进行法律咨询。

    在押人员可以定期约见驻所检察官，进行法律咨询、反映看守所的执法行为。检察机关提出一些建议，看守所都能接受。检察官会定期到伙房检查伙食，询问在押人员是否吃饱、是否吃得卫生以及在押人员治病的情况。辽源市东丰县看守所以前一天只有２顿饭，后来检察院提出整改建议，看守所立即改为一日３餐。

    ３９岁的郑力忠从事公安工作２０多年，来辽源市看守所前曾是辽源市东辽县公安局副局长。他说：“看守所关押的人员特殊，除犯罪嫌疑人外，还有待服刑的犯罪人员。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和转化，比监狱投放的精力、财力都大。由于对案件的恐惧，在押人员容易对司法机关产生抵赖和抵抗。”

    他说，看守所要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进行管理，保障在押人员的政治权利、诉讼权利、人身权利和民事权利。他们还有权享有《看守所条例》规定的生活环境和饮食标准。

    曾任联合国人权问题法律顾问的美国知名法学家赫斯特·汉纳姆教授在回复新华社记者电子邮件采访时说：“一个社会的人权状况是由最弱势群体所受的待遇好坏来衡量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这样一个极少获得公众支持的群体。”

    瑞慈人权中心主任麦克比恩说：“在押人员依法被剥夺了自由，但不可以剥夺他们的其他人权。来自检察院、人大代表和公众代表的‘外部监督’对于预防刑讯逼供和酷刑、保障在押人员的人权尤为重要。”

    《看守所条例》颁布已近２０年，郑力忠说：“条例现在已滞后于实际管理了，需要抓紧修订，尽快与实际情况相适配。”

    严禁刑讯逼供、严惩“牢头狱霸”

    据了解，给看守所的管理造成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超期羁押、“有罪即捕”等现象。王文生检察长说，检察机关的及时监督使得辽源地区连续５年无超期羁押的记录。他说：“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不到万不得已，检察院尽量不把公民投入监禁。”

    辽源市近年来批捕案件数量大幅下降。王文生说：“这也是防止刑讯逼供最有效的做法之一。”

    公安部监所管理局从４月１日起在全国监管系统开展为期３个月的规范执法行为行动，“认真查摆执法理念滞后、特权思想严重、法纪意识淡薄、人权观念不强等深层次问题，”纠正刑讯逼供现象。

    今年３月，陕西省丹凤县一名高三学生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时猝死，有关公安人员涉嫌刑讯逼供罪被刑拘。

    郑力忠说，公安机关尽快破案的压力有时会成为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

    “牢头狱霸”现象在一些看守所也曾一度被纵容。

    郑力忠说，公安部连续发文，决不允许犯人管犯人。但个别地区警力不足，不能做到监管警察与在押人员的面对面管理，这样长时间生活在一个小监室里的在押人员容易形成势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自４月２０日至９月３０日联合开展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全面排查严惩“牢头狱霸”，逐一检查在押人员体表情况，以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据了解，专项活动将全面排查掌握“牢头狱霸”情况，对符合拉帮结伙、称王称霸、恃强凌弱、寻衅滋事、侵犯其他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等“牢头狱霸”行为特征的，按照相关规定，坚持“露头就打”，构成犯罪的依法严惩，努力消除“牢头狱霸”现象。

    辽源市的“牢头狱霸”打击方案更为细化，包括定期排查在监室内欺负他人，打骂弱势群体；在监室长期不劳动，把自己的劳动任务强加给别人；强行占有或挥霍他人存的钱财，勒索他人衣物、食品的；强行让他人为自己洗衣服、洗脚、按摩；强占他人的铺位；对刚入监的在押人员打骂体罚等现象。

    汉纳姆教授说：“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保护与全社会尊重人权的信仰密切相关，公正的审判和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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