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结合后所造成的社会壁垒，不利于社会正常发展，对它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唐钧告诉记者，在目前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状态下，原本设计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人口的户籍制度，反而开始“添乱”了。

    “现在的情况是，不但农村的人到城里来了，一些中小城市的人也到大城市里来，户口都搞得比较糊涂。甚至同一个城市里面，户口也出现了混乱。”唐钧说，比如北京现在拆迁非常多，某人可能原来住在宣武区但是拆迁去了大兴区，但是，因为宣武区的教育等情况要比大兴区好一点，于是户口就不迁，所以人户分离的情况非常普遍。

    作为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城乡二元制结构之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关注多年，他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在维护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平衡方面，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我国至今还没有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标准甚至在一个省内部都不统一；各城市政府对某些社会保障项目的补贴水准也不相同。这种状态存在的原因是，我国不同地方的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有很大差别，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半失业状态。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城市政府只能针对特定人群提供标准较高的公共服务，一旦放开服务限制，城市政府的财力不允许，也有失公正。

    “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一个边远地区的每年只劳动3个月的农民可以‘自由’地登记为某大城市的户籍居民，那么，有理由相信，该大城市必须接纳成千上万的新增人口，其后果必然导致该市公共财政的崩溃。”党国英说，现代文明社会赋予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这项权利的主旨是，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就业和生活的目的地。一个人一旦决定在某地生活或工作，并在这个地方取得合法固定住所，就应该与当地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各项社会权利，并平等地获得当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

    “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结合后所造成的社会壁垒，不利于社会正常发展，从城乡分割的层面上看，可以说没什么好处，历史上曾经有的一些‘好处’，也存在虚假性，因此，现在对它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党国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