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越来越多的贪官外逃，最高检察院探索了一种劝返的新模式，并初见成效。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就是最高检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的“外逃贪官”。

    “今年以来，最高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7人。”最高检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为什么采用劝返的方式？因为，面对越来越多的外逃贪官，通过引渡、遣返等方式，不仅时间漫长，而且成功率也不高，正义往往得不到实现。”

    这位人士举例说，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还不多，有司法协助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也屈指可数。即使有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协议，引渡和遣返也会受到许多限制。譬如，双重归罪原则，死刑不引渡(遣返)原则，本国公民不引渡(遣返)原则，等等。余振东之所以能从美国遣返回国，是因为他在美国也构成了犯罪，并被美国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许多外逃贪官，到国外后，并没有继续犯罪，追逃难度很大。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就是最高检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的“外逃贪官”。于兵因涉嫌受贿，于去年外逃南非；今年9月底，被劝返回国。

    最高检的劝返方式，一般是这样：贪官外逃后，派出人员到国外直接与其接触，通过做工作、谈判等各种方式，并承诺一些条件，希望其回国。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再让国内有关人员与其通话。

    “这很需要技巧。既要掌握法律和政策，又要灵活多变，更需要有突破法律和政策界限的胆识。因为机会往往稍纵即逝。”

    最高检这位人士认为，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是劝返成功的一个典型。“其实，胡星不回来，有的受贿不好定。对（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完全可以采用劝返模式，这需要浙江省委授权，让劝返的人员‘权力’很大才行。方式有两种：一是如果还没有掌握杨湘洪的犯罪事实，就从党纪、政纪角度劝返，承诺回来后，可以继续担任原来职务，或者调任相应职务，仅作批评，不作处分。二是如果掌握了他的犯罪事实，就从减轻处罚角度劝返，并让司法人员参与。但不论怎样，派出去的人，要见到杨湘洪，并尽最大努力将杨湘洪劝返，否则，浙江和温州都不好收场。”（中新网-民主与法制时报 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