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太仓开庭第一案的庭审现场。

    检察机关重建３０周年之际，苏州市检察院离休老干部倪华相提供了一张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太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刑事案件的照片，让我们可以回望当年公诉初试妆的倩影。

    在苏州城西的一座简朴的公寓里，我们采访了倪华相。他指着照片说：“坐在照片正中审判长位置的就是我，那时我是太仓法院院长。”倪华相是１９４４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是政法战线的老兵。１９５５年春天，他由组织安排到了江苏省检察院松江分院任检察员，先后到公安、法院工作过。“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１９７３年重返政法战线，任太仓法院院长，１９７９年底回归检察队伍，到江苏省检察院苏州分院任刑事检察科科长直到１９８６年离休。

    倪华相说：“１９７９年，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诉法》终于正式颁布了，我们办刑事案件有法可依了。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作着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两法’正式实施的各种准备工作。”这一年的５月，太仓发生了一起幼儿园儿童被拐骗的案子，在太仓城乡影响很大，不久案子告破，拐卖儿童的宋佳康被抓获，政法委决定以这起拐卖儿童案作为按刑事诉讼法程序公开审理的试点案。

    法庭如何布置，庭上公诉人如何指控，审判长如何讯问，如何组织群众旁听，检察院、法院两家各自作着开庭前的周密细致的准备。倪华相回忆说：“那个法庭本来就是法院的老法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别的机关占了，趁着‘两法’即将实施，我们向县委打报告要了回来，粉刷一新。为了显示法庭的庄严，我们在幕墙上挂上了深蓝色的幕布，幕布上方应当挂上国徽，但是，当时上级没有下发布置法庭的国徽。我便请县文化馆的美工师照着县政府的国徽尺寸大小样式雕了一个国徽，用红漆描了底色，用金漆涂了齿轮麦穗和绶带。”

    检察院出庭公诉的重任落到了谢根奋的肩上。谢根奋１９４９年３月在苏州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是一位离休干部，离休前是太仓检察院副检察长。我们到太仓检察院采访她时，正赶上离退休老检察官们活动日。她说起自己的经历：“我是１９５５年到北京政法学院学习的调干生。毕业后先后在省公安厅和苏州中级法院工作过，‘文化大革命’前调到太仓浏河镇上工作。１９７８年重建检察机关的时候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了检察院，任刑检科科长。现在虽然是检察机关的老兵，但在当时，出庭公诉却是新娘子上轿头一回。好在当时的法院院长倪华相是老政法、老检察，我们商量着开庭，当了一回太仓公诉第一庭的‘新娘’。”

    在太仓检察院，我们调取了宋佳康拐卖儿童案的卷宗，卷宗里记载着谢根奋为出庭公诉进行的大量社会调查和为庭上指控犯罪认真准备的答辩材料。

    照片中坐在审判长两边的是人民陪审员蔡振东和汤庆丰。我指着照片右侧的位置问倪华相：“这应当是律师了？”倪华相笑笑说：“不是，是法院的书记员小虞。我们当时也曾想指派律师为被告人辩护的。我找过太仓当时唯一的一位姓顾的律师，他就是不肯出庭辩护，或许这个案子在太仓社会影响比较大，律师心有顾忌，怕落替犯罪分子说话的恶名吧。”没有律师出庭的一个公开庭在今天看来不能不说没有遗憾，但它更对比出了法治的进程。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告人面向审判席接受审判，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八月的江南，骄阳似火，可以看到窗子边的旁听者遮蔽烈日的阳伞。法庭没有空调，法警面向旁听席，维持着现场秩序。其实当时的法庭秩序特别好，穿着制服的法警或许只是要显示法庭的威仪。

    太仓开庭第一案的照片曾经陈列在太仓街头的法制宣传橱窗里。那一年，谢根奋的一位１９５２年在苏州团校学习的宜兴的老同学来到太仓，从法制宣传橱窗里的照片中发现坐在公诉席上的谢根奋，他特别的兴奋，找到了检察院，分别了３７年的老同学由这张照片牵线而重逢。

    （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 谭金土 朱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