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检方去“了解”一下银行内部有无失职，这对于许霆案而言，是一个好的信号。它或许意味着，检方终于认识到就此事件而言，该落入调查视野的并非独有许霆一人。
魔鬼都在细节中。在法庭上，细节决定罪与罚。于公众舆论上持续发热的许霆涉嫌盗窃一案，本已“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在新闻媒体追踪之下，争议早已超出了许霆的罪与非罪，银行、维护商的过错与责任被网友反复提出。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学军就公开对记者称，“将让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了解一下银行内部是否有失职渎职的行为”。(《广州日报》1月22日)
之所以要调查银行在此事件中有无失职，除了要“体现法律的公平”，更重要的理由在于，银行本来就是这起“ATM系统出错致储户恶意取款”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只是，作为当事方的广州商业银行在这起事件中刻意保持低调，因而舆论的焦点一直集于“公诉机关诉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上了。
在这起公诉案件中，与许霆并列为诉讼两造的，并非广州商业银行，而是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犯罪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的行动，因此，必须由国家———而不是由具体的被害人———来检控罪犯，打击违法，追寻正义。换言之，是检察机关———而不是银行———认为许霆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需要提交法院审判。还是检察机关认为许霆的犯罪行为应判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所以才提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而不是某个区法院———来审判。
在理论上，公诉权只是诉讼的发动者，而非决定者。所以，许霆被处以无期徒刑的判决一出，作为决定者的法院遭受质疑，却几乎没有看到对检控方的追问。留意过国际新闻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在西方国家，直接面对舆论的公职人员多为检察官而非法官。
法官应独立于舆论依法裁判，这是司法自有的意涵所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虽然也是对检察官的要求，但当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被公众质疑时，就应该公开说明其检控或不检控的法律依据何在。张检察长公开指示广州检方去“了解”一下银行内部有无失职，这对于“ATM系统出错致储户恶意取款”而言，是一个好的信号。它或许意味着，检方终于认识到就此事件而言，该落入调查视野的并非独有许霆一人。
确切地说，在“ATM系统出错致储户恶意取款”事件中有三个关键的当事人：ATM维护商、银行、许霆。设备维护商与银行之间是合同关系，银行与许霆之间也是合同关系。维护商与许霆之间本没有关系，因维护商维护不当致ATM故障，才使许霆“恶意取款”成功。其结果是，维护商广电运通公司向广州商业银行作了全额赔付。许霆在逃亡途中曾表示愿意归还恶意取走的款项却被银行方面拒绝。(《新快报》2007年12月25日)显然，银行方面用民事途径解决了它与设备维护商之间的纠纷，却又希望借助于刑事司法途径来解决它与储户之间一个虚无的“纠纷”———广州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坚称“我们银行在此事件中并无损失。”对于许霆，银行的态度则是：侦控机关既已介入，就由国家处理好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犯罪”———被害人(银行)说自己没有损失，有过错的第三人(设备维护商)已经承担民事责任则无意向侵权人(许霆)追偿，侵权人却不得不背负一个“盗窃金融机构”的罪名。难道这是一个无被害人的犯罪？
许霆案重审之前，也许这些细节都应由检方来重新予以细细考量。 （王琳 海南
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