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河东，30年河西。”

    1月16日，佛山祖庙汽车站。湖北外来工肖汉军，和七八个同乡守着大堆包裹在站前广场的冷风中等待，在跨上驶离这座南方城市的客车之前，肖汉军留下上述感叹。

    逼近年关，然而肖汉军一行这次回家，不为过年。大半个月前他们所在均安镇的牛仔加工厂倒闭，在领到最后的工资补偿款后他们集体撤离。明年开春，他们从家乡出发的目的地将可能是苏州的某个工厂。

    34岁的肖汉军几乎落泪，他依然记得10多年前初来广东，和另一批同乡挤在火车上时的兴奋和憧憬。如今一切已成烟云。

    新年的元月，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曾独领风骚多年的珠三角，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的场景或将成为历史。

    迁出去，引进来，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是现实，也将是历史的必然。

    脱胎换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企业、外来工大搬移后的珠三角，将迎来怎样的未来？在时下高压、躁动、犹疑、对峙交织的阵痛中，珠三角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20年来最严峻时刻

　　―――珠三角企业语录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

    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刚刚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珠三角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就如同一张越来越紧的网。”

    “什么都涨了，赚不到钱，连工人都难招。”

    “这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一年内倒闭上千鞋企

    元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给了部分企业决定迁离的最后一掌。鞋企大面积溃退，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内伤”，《劳动合同法》只是压迫的“最后一根稻草”

    梁嘉耀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越南地图，他指着版图南部平阳省易安县的位置说：“明年，我们的新厂将迁往这里。”没有乔迁的喜悦。梁嘉耀摊开手，夹带港味的普通话里流露出些许沮丧和无奈。

    52岁的他是东莞一家港资鞋厂的老板，18年前和许多从香港来内地的老板一样，在“世界鞋都”东莞市厚街镇办起了工厂，然而最近半年来，身边的许多鞋企一家家消失，梁嘉耀也在为他的工厂筹谋出路。

    2008年1月12日，春节前20多天，这位香港老板再次从越南胡志明市飞回广州，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安排公司商议迁厂的会议。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在梁嘉耀看来，企业的负荷在以一种“加速度”连环袭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刚刚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梁嘉耀不讳言，元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是推动他决定最终迁离的最后一掌。早在新法实施前的2007年底，这家鞋厂就基本上歇业了，600多名员工遣散近2/3，“光补偿费就拿了几百万”。

    梁测算，若按《劳动合同法》，鞋厂用工成本将增20%，这对本就不堪重负、利润在8%左右徘徊的鞋厂来说无法承受。“现在工人流动频繁，不仅麻烦，还会赔死的。”

    “在东莞，约1000家制鞋企业中就有200-300家倒闭。”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如是说。而东莞还只是珠三角的一隅，李鹏介绍，广东制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东莞、惠州、广州、鹤山和中山这几个城市，总共有5000-6000家。近一年来关闭的大中型鞋企已超过1000家。在鞋企较集中的惠东有3000多家鞋厂，最近两三个月内，中小型的制鞋、鞋材厂就关闭了四五百家。

    东莞宏腾鞋厂业务经理靳飞告诉记者，年关即临，许多仍在开工的鞋厂其实也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关还是搬？他预计春节过后，还将有一大批鞋企关门。

    鞋企大面积溃退的原因，靳飞并不认同是新法使然。他认为，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内伤”，《劳动合同法》只是压迫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谓“内伤”，靳飞说，珠三角超过80%的鞋企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8%之间。近年一系列原材料、工资、水电、厂房等成本飞速上涨，“新法实施之前大部分鞋企已经奄奄一息。”

    靳飞说，提前关闭的大多是低端鞋企，有的关，有的搬，迁入地多为劳动力、生产资料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或东南亚地区。

    这一说法得到亚洲鞋业协会的佐证，该协会统计，关闭的鞋企中，有约25%迁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有约50%迁到江西、湖南、广西等内地省区，另有约25%目前仍在观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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