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人士近日透露，《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目前正处于集中修改阶段，随后将上报国务院讨论通过。

    这部为上市公司戴上“紧箍帽”的条例，将迫使其再也不得将股市当做提款机，再也不得视投资者的信息知情权于不顾，或许以往诸多见不得人的财务虚假、关联交易，统统都将因不得不为的信息披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么，这部即将问世的条例能担起这些重托吗？近日记者采访了众多知名专家，请他们为条例的完善建言献计，有的叫好，有的说话则“很不客气”，但这也恰恰是征求意见的应有之意。

    公众需要知道到底谁在搞内幕交易

    就监管的基本需要出发，大凡利益巨大的领域，都是需要监管的，而且必须是有效监管，流于形式的监管不如不监管，因为它可能在向违法者示意：监管不过如此而已。

    有专家指出，在我国，“市场秩序是相当混乱的，秩序与经济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事实证明监管越有力，秩序越好。

    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现在就面临着如何监管的问题。知名法学专家、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证券市场是一个利益巨大的市场，在股指期货推出后利益将会更大，所以在证券二级市场上，操纵空间巨大，与此相适应的，监管的力度就要大。”

    他说，“对于证券犯罪，破案率在50%的时候，可抑制犯罪，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如果只有10%，则没有什么震慑力可言；如果只有1%，表明‘可以犯罪了’，即使犯罪了也不大可能把你怎么样；而如果只有0.1%，那就分明是‘纵容犯罪’！”

    现在，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问题要比过去严重得多，投资者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在干。“监管如果没有效力，那证券市场就会成为最可怕最危险的地方了”。

    过严的监管会将优质公司吓跑

    上市公司之所以需要监管，原因就在于上市公司姓“公”，涉及广大投资者切身利益，这是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上市公司毕竟是一种公司形态，受公司法制约，有一定的自治权。这就是说，在自治与监管之间应当有一个平衡，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助理徐明博士认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一定要适度，而且要实施多样化监管”。对于一些蓝筹股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好的，监管则应相对较松；相反，对于“第一年上市业绩绿灯，第二年黄灯，第三年摇摇晃晃差不多就快退市了”的公司，则要加强监管。上市公司资源有限，一味地加强监管，“会吓跑一些好公司”。

    有不少优质公司在许多地方上市，如果中国对其监管过严，而别的国家则相对较松，这对上市公司自身不公平。徐明分析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的一系列做法，不仅投入了巨大的监管成本，而且还让许多公司不敢去了”。“中国的公司要走出去，同时我们也希望优秀的公司能到中国来上市，如果一味地严格监管，人家可能也不敢来了”。

    “萨班斯法案，是在安然事件发生后非常状态下出台的，如果这种非常态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变成了常态做法，可能会出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施天涛补充道，“条例中大量引用了萨班斯法案的一些制度，比如累积投票表决权，这些制度在中国都能行得通吗？有可操作性吗？需要一一分析。”

    对困境中的上市公司监管不够

    据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统计，在破产法正式实施之后，目前有6家上市公司提出了破产重整程序，有的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但监管部门对此类公司并没有特别的监管手段。“比如，处于困境中的公司是一直存在着的，如何界定，监管者并没有对此给予特别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对记者分析，“正因为如此，对于近来二级市场上过度炒作ST类公司股票的行为，股价大幅异动，我看监管者就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制止！”

    “监管者必须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对于发生重大诉讼、重大合同、以及发生过度交易的高风险公司，应加强监管”，李曙光表示，条例对于困境中的上市公司监管不够。

    李曙光认为，对于应当退市的公司或者应破产的公司没有退市或破产，而是注入了一些优质的资产，使其壳得以存活的现象，应认真甄别，防止通过关联交易、或者通过整体上市等手段，将原本优质的资产拖垮。

    他同时也为监管者开出“药方”：对于提出重整程序的公司，其重整计划及其执行，监管部门有必要介入，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听证。对于已经恶化、发生欺诈行为的，“应要求其坚决退市”。

    何为实际控制人没有界定

    实际控制人在条例中是单列一章进行规范的。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曾经发生过许多事件：实际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大肆进行关联交易，资本市场上的运作“高手”大都擅长于此：唐万新、顾邹军等莫不如此。

    但是，什么是实际控制人？社科院法学所的研究员张开平很不明白，他说，“实际控制人的许多行为应当被监管，但条例对实际控制人没有做明确的界定，”又比如，“什么叫公司重整，怎么样做才算是公司重整？条例也不明确。章程的标准是什么？哪些是上市公司可以自行规定的，哪些是不应当自行规定的，至少一些上市公司自己并不清楚。”

    章程规定的欠缺，在实践中已日益暴露出来。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律部总监彭文革介绍，“上市公司通过修改章程限制收购越来越多了”。有些上市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长必须从任期届满两年的董事中产生，有的要求提名董事时，必须是持股在5%以上并且必须持股达到半年以上，才有提名资格，有的甚至要求必须持股达到10%以上，持股时间达一年。而公司法的规定是“单独或合并持股在1%以上的，就可以提名董事”。

    彭文革说，“由于相关规定的不明确，有的公司就将1%理解为下限，而上限则提得很高，这么高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在限制收购。因为要符合这些条件的收购人实在太少了，想收购的人无法进入决策层，这种收购谁愿意？”

    张开平认为，监管条例强化了证监会的行政管理行为，“似乎变成了对证监会的再一次授权。这实际上是对监管的误解。”他分析说，“证监会的监管应该是适用法律的行为，而不应该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法规所要做的是界定标准，而很多现实中的问题，都因为无明确的界定标准，致使很多违规行为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