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涛被警察抓住后依然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越公宣　严明　摄

阿涛的父亲目前已脱离危险

    昨日，杀母少年王某涛归案后接受审讯

    ■少年弑母砍父案件追踪

    对至今还躺在陆军总医院进行治疗的王建军来说，这几天前来“叨扰”的媒体已经很多了，白布包裹中的脸庞显得很憔悴。憔悴的不只是他的脸，还有他的心：在反复被媒体问及自己儿子的情况后，他似乎不再愿意去触碰“儿子”那个伤口，伤痛之后的麻木，他够了，他只愿意通过媒体告诉孩子“自己当时只是想把刀夺过来，爸爸并无恶意”。

    与此同时，他的儿子阿涛已经被送往看守所，“无拘无束的生活”，在他心中还是那么坚定。“弑母砍父”引来如潮关注的时候，他似乎并不在意，“大不了判死刑”，这是他的话。

    第一重世界

    游走农村城市之间，呈碎片状态的社会化过程

    父亲王建军和母亲张×红，从2005年起，就带着自己的独生儿子阿涛，每天如钟表一样固定穿梭于矿泉街向阳六巷。

    早在几年前，阿涛来过广州，在毗邻矿泉街不远的棠景一间小学上四年级。这次上学的记忆，对阿涛来说可能并不好，因为在这里，他跟不上班，学校的老师回忆起来，对他也是毫无印象。

    之后他回到河南又上了半年学，还是四年级。半年之后，他的求学生涯戛然而止。“只有傻瓜才坐在教室里”，他不觉得学习是什么，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很好，“知识完全可以从电脑上、从电视上学”。就在昨天与记者的对话中，他还流露出对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不屑一顾。

    2005年到广州之后，他的身份正式演变成父母生意上的“小帮手”。而这些“不是大事的、琐碎的事情”可能成了他对父母“不爽”的催化剂，而父亲对自己的“管束”，母亲“有时看起来很鄙视的眼神”，让他“往往只是强忍”。

    他觉得自己很孤独，同时又没有自由。而对此，把精力一直放在生意上的父母，基本上无暇顾及。父亲王建军说：“很少有沟通，也不知道他脑袋里乱七八糟的想些什么。”按照父亲的理解：“就这么一个儿子，挣钱还不是为了他？”

    “阿涛自回河南老家上了一个学期之后，再也没有接受过教育，因此自辍学到来广州期间，对阿涛的监管是一个空白。这段时间里，奶奶管不了阿涛，远在外地赚钱的父母管不了阿涛，辍学后对阿涛的学校教育也没有了。恰好就是这段时间，阿涛正经历着生理与心理的变化。”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景华分析。

    从社会化的角度而言，“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在持续稳定的过程中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国内著名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教授分析：阿涛经历了“来广州”——“回老家”——“辍学”——“再到广州与父母一起卖烧烤求生存”这样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过程，他的社会化过程是被中断、不完整的。

    而“这种呈碎片状态的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却忽视了对他的关心。如转学，孩子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这期间孩子将承受着周围人全部变化的压力，沮丧、怨恨情绪很可能由此产生，而转变成为越轨甚至攻击行为，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阿涛的发泄“管道”很简单：迈开街门，走不了多远就是网吧，那里他能找到同学朋友聊天，在那里他“很享受孤独之前的那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