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富翁何某被其妻强送精神病院，广州某脑科医院因未经鉴定将其收治３０天而成了被告。不久前，何某与妻子（现已离婚）因家事发生争吵，当晚，何妻到派出所报了案，并联系了广州某脑科医院将何某强行收入院中。何某自称精神状况完全正常、无精神病史，但却无端被用暴力手段“绑进医院”，而且在脑科医院受到了“炼狱般的折磨”，医院没有对其是否患有精神病作最后诊断，却将他关了３０天（６月２日《新京报》）。

    类似的案件频频在各地发生。如果说无罪推定是现代法治灵魂的话，那么“无病推定”应该是现代精神病医疗的一个必要前提：非经合法的正当的程序与合法的有权的裁决，公民有不被认为是精神病人的权利。唯其如此，才能保证社会交往的安定，也唯其如此，公民的神圣权利，才不会被人以精神病人的借口而剥夺。

    唯有能够自我承担责任的公民，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公民，但是如果一个公民能否自我承担责任，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却要受制于不确定的因素，且随时都有被非法程序剥夺的危险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公民都将生活在危险中，都有可能被人以“精神病人”的名义剥夺自由与权利。我们常说法治之法，是治权之法，因此在精神病的医疗上，法治社会也理应对认定精神病的程序进行严格的限制，这样才能保证公民的权利，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

    我们希望像“无罪推定”一样，确认公民有“无病推定”的权利。这是因为，法律授予公民的权利是普遍的，而予以剥夺、限制却是例外的，一个人只有在例外情形出现的时候，才会被限制、剥夺自由，这样的例外情形本身也是需要证明并可以被推翻的，是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比如我国民法通则中关于由法院认定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但是这样的法治精神在精神病治疗的环节并没有得到体现。一个逐利的经营性机构，如民营医院却可以无原则地剥夺公民的自由与安全，他们权自何来？他们凭什么可以用治疗精神病的名义来伤害公民？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有关部门的懒政：长期以来，我们缺少关于精神病人的治疗与监护、权利的限制与恢复的统一法规，于是乎，一些主管部门就对精神病院的权力扩张予以了默认（本案一审时原告败诉就是明证），神圣的公民权利就这样未经正当程序而被侵犯。

    因此，我们希望法治的精神能够贯彻到精神病的治疗中，使得公民能够被有尊严地推定为无精神病，只有在经过正当程序，由合法的主体（如法院）裁决的情况下，公民权利才能被有条件地限制。精神病院不应该是法治之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邹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