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人员：建议构建乞讨信用机制
法学专家：对流浪乞讨根本不需实施从业资格许可制度
这名乞讨者二十分钟获得了9次路人的施舍。 邓新建 摄
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135位被访流浪乞讨者中，仅有五人属于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个人或家庭遭遇天灾人祸却又缺乏社会救济，只能通过乞讨行为以获取生存资源，有超过95%的属于“职业乞讨”。
针对职业乞讨现象，广东省有专家建议，可以以现有救助站为主体，联合公安、流浪乞讨人员户籍所在地政府等部门，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具体情况和经历进行信用审查，在家庭和社会保障确实无力解决困难的情况下，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政府为乞讨者建立档案，并在部门、片区之间进行通报，对他们的行乞方式、时间及地点进行规范，加强对乞讨者的统计、引导和管理，促使他们做到文明行乞。
针对乞讨者是否要“持证上岗”的问题，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乞讨“队伍”鱼龙混杂
据介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调查报告将职业乞讨者划分为三类：“好逸恶劳型”，他们中大多来自一些传统的乞讨乡村，一般选择在农闲季节外出乞讨，而乞讨的目的并不是维持生计，而是纯粹解决诸如盖房、子女读书等家庭经济问题；“工具型”，他们借助生理性弱势为工具，主要包括婴儿、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进行乞讨；“幕后操纵型”，如卖花童、卖艺残疾人等都是有组织的幕后操纵型乞讨者，这类人必须辅以强制性的法律手段进行制约。
该调查报告执笔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系讲师汤秀娟等专家建议：为加强对职业乞讨群体的管理和规范，应构建乞讨信用机制。
建议一出，立即引来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多方讨论。
首先，在“乞界”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记者在广州街头找到了曾经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双胞胎地贫”患儿的父母陆氏夫妇。他们因双胞胎儿子患地中海贫血症，虽然得到社会的不少捐助，但依然生活窘困。于是他们采取了白天打工，晚上带儿子上街乞讨的办法。陆氏夫妇对记者说，如果有关部门发给他们一个证件，一方面可博取更多好心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自己在街上乞讨也不用东躲西藏，担心城管和保安驱赶了。
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却发现，在乞讨者中间，更多的是为“图谋快速致富型”的职业乞讨者。这些人如果要实施持证上岗，在“资格审查”时就通不过。因此，他们大都反对“持证上岗、规范管理”的做法。
行乞资格证有利于城市管理体现人性关怀
有专家认为，现代社会，宽容乞讨是一种文明；允许乞讨，体现的也是一种人性关怀。早在十六世纪，西欧就有国家出台了针对残障人士的“行乞证”制度，而今这种制度已经在英、法、德、荷等国广为建立。于是，他们建议，让政府承担起鉴识、管理和规范乞丐群体的公共责任，有关部门对乞讨者发放“行乞信用证明”。
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主任江波也表示，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给真正无劳动能力的人发乞讨证，将“假乞丐”清除出去，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救助。
对“乞丐”颁发从业人员信用(资格)违背法律
广东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行乞人员常年流浪在外，行踪不定，身份信息非常模糊，有关部门对乞丐身份进行甄别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即便有关部门通过调查能“审核”出“有信用的乞丐”，发证之后也很难进行有效地监控管理。因此，管理难度的过大和管理成本的过高，注定了“发证管理乞丐”将在现实运作中沦为形式，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还会引发社会负面效应。
法学专家认为，根据我国新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从设定行政许可的条件来看，对流浪乞讨根本不需实施从业资格许可制度。该法规定，对“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才可以设定“资格”许可，而乞讨显然不是“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行业”，“乞丐”也并非“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因此，设定资格许可的条件没有任何一项适合于“乞丐”，对“乞丐”颁发从业人员信用(资格)证明是违背我国行政许可法基本精神的。
同时，乞讨权是一种生存权。既然是权利就必然附带义务，乞讨行为本身的规范化、文明化同样是毫无疑问的。当抱腿乞讨、堵车乞讨、遥控乞讨变得越来越肆意、越来越具有进攻性的时候，不仅乞讨本身变得晦暗，行人的正当权益也被绑架了。显然，我们不能因建立一种文明而消解另外一种文明。
在近日广东省有关部门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就有市民表示，“持证行乞”意味着乞丐身份的“合法化”，由此，会有越来越多生性懒惰、游手好闲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会给原本就困扰重重的城市救助工作增加新的难题。
广东律师耿爽认为，让乞讨“持证上岗”，不太符合现实中国国情：首先，乞讨往往是异地进行，也多居无定所，对是否为“职业乞讨”，存在认定难的问题；其次，在中国贫困群体客观存在，相当一大部分人尚未纳入各种保险制度的当下，潜在的乞讨者在一定范围存在，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可能刺激那些本来可以通过帮扶脱困的人行乞，这显然不是好事；另外，乞讨在很多时候是无奈的临时脱困之举，比如突遭困厄，忽遇灾祸，倘若非要人家办了“证”才来“上岗”，就无法实现救急的目的；再者，现在连身份证都能做假，何况“行乞信用证明”，届时真伪难辨，非但“持证上岗”会流于形式，更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来作恶。(记者
邓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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