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认识到法律对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法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至少从1999年进入宪法修正案之后，“法治”就完全成为一个绝对的褒义词；任何人说法治的不是，都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至少要被法学界“放逐”。这也难怪。“法治”来自于英语的rule of law，而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带着不可质疑的褒义；没有以规则为中心的法治，那么剩下的只有无法无天的人治，而人治必然是和统治者的个人专制、任意、暴政等一系列公认的贬义词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法治”似乎被寄托了太多的希望，也被赋予过多的褒义，以至成了一棵挂了各式“礼物”的琳琅满目的圣诞树。可能在不少人看来，法治就是自由、民主、繁荣、“以人为本”的代名词；只要实现了法治，这些“好东西”就自然脱胎而出了，中国社会也就万事大吉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因概念混乱所带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这种幻想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概念上的混乱毕竟会使许多事情说不清楚，而且弄不好会混淆我们的视线，将我们的思维永远锁定在“1999”的水平上。　

    这篇短文的目的是祛除“法治”本不应该有的光环，还其本来面目。还原到什么状态？基本上是让它回到发源点——春秋战国的法家那里。对于当代学者来说，这似乎注定是不能接受的：2500多年前失败的法家改革及其所产生的暴政表明，当代法治概念肯定是和当年法家所提倡的统治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一段时间，我们经历过用词之争——“法制”和“法治”，“刀治”和“水治”。“刀治”比较狠，是统治者鱼肉人民之治；“水治”则比较亲和，是为民之治或者干脆就是民治。传夫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 可见“水”是代表“民”的。西方学者也区分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前者是指现代西方所实践的制度，当然是“先进”和需要学习的；后者就是中国法家以前提倡的那套东西，当然是“落后”和需要加以小心区分与提防的。在我看来，这种不着痛痒的区分纯粹是当代人自我神化所产生的虚构。在祛除虚假的光环之后，我们的法治其实大致就是法家前辈所提倡的那种统治。当然，那种统治出了问题，这是我们不能接受并要加以预防的，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在“法治”本身，而在别处。如果我们将目光定格在“法”和“法治”上，盲目追求“法治”的完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忽视法治之外还需要我们关注的那些东西。　

    本文认为，“法治”就是法治——依法之治，并没有什么深奥或玄虚的地方。法治本身未必意味着民主，也不能代替“以人为本”。这些都是法治这个形式概念之外的实体目标，法治的实现并不表明这些良好的社会目标都能自动实现。本文首先阐述法治的形式定义，然后论证法治概念的不足。如果“法治”确实准确地对应英文的rule of law，那么只是一个没有实体内涵的形式概念。虽然法治和民主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法治概念本身并不涵盖自由或民主，因而我们在关注法治的同时，不能忽视某些法治以外的重要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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