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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访村见闻:中央举措起作用 上访人数趋稳
2007年01月22日 15:06:04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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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访村”的存在,敦促各级机关进一步畅通诉求渠道

资料照片

    1月9日上午,北京丰台区幸福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处,二楼尽头南侧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和李玉梅(化名)谈了一个小时:“已经离婚了,你怎么能住到人家家里”,“那套房子比分给我的要好”,“可是你这样做不合情理啊!我们帮你去做工作,把差的钱补给你?”

    来自辽宁的李玉梅坚持上访了十年。离婚以后,她希望分到前夫父母家的一处房子,代替法院判给自己的那套旧房子。

    “这是老户了”,接访处的工作人员在李离开之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每一个来反映问题的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难处,我们的工作就是倾听他们的诉求,尽一切办法协调解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办公室的附近,还有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访接待办,它们都坐落于北京市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靠近永定门火车站。进京上访人员集居在这附近五六百亩的空间内,形成北京的“上访村”。

    “上访村”几乎成为中国信访情势的“晴雨表”。前几年,这里的上访者曾经人满为患,“最近两年,这儿的人明显少了。”一名在接访处维持治安的警察说。

    去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利益诉求机制”;此前,有关领导人多次指示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上访村”的“村民”人数变迁,折射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种种举措对协调各方利益、调处社会矛盾已经起到作用。

    “上访村”所见所闻

    和来这儿上访的许多人一样,李玉梅也居住在“上访村”。这里不仅靠近最高法、国家信访局和人大常委会的来访接待部门,周围还有大量廉价平房可供出租,成为上访人员的天然聚集地。

    走进“上访村”,垃圾随处可见,污水在路面上恣意流淌,经过北方冬天的夜晚,又凝结成一块块黑色油腻的冰渍。路边是破旧的平房,透过布满尘土的窗户很难看见阴暗的里面;有的木门上写着“旅馆住宿5元/人”,黑红的漆字潦草而斑驳。

    拐过一条胡同,在一块稍显空旷的沙石地上有不少简易窝棚,都是用木条、棉絮、塑料布等搭建而成。在背风的角落里,地上凌乱地铺着几床棉被。这也是一个个上访者栖身的地方。

    62岁的李贵荣在这样一个角落里伛偻着身子,穿着近乎黑色的棉服,脖子以上裹着两条破围巾,只把眼睛露出来。“条件好的可以住旅馆,我们没钱只能睡这儿了。”时近中午,她把墙脚塑料瓶里的水倒进地上的铁锅,又从一个陈旧的帆布包里抓出两把米,开始就地做饭。

    做饭的“灶台”用几块砖块在路边垒成,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这时,其他“村民”也正用这种灶台烧水做饭。火苗闪烁、烟雾弥漫。

    相比之下,从陕西来上访的周小婷日子要稍稍好过一些。依靠父母和兄弟的经济支持,她在北京呆了十多年,住在附近一间平房里。推开屋门,立刻看见一张床横在面前,床头摆了张小桌子,屋子里的空地就只够转身了。

    “每个月房租要交三百,中午一般在摊子上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40岁的周小婷说起这笔开销来显得心疼。她的一个老乡刚搬到房租更便宜的郊区大兴,但她还在犹豫:“来回坐公交车,还得花钱。”

    周小婷没搬走的原因还在于她不想每天起早贪黑地赶路。现在她每天早上一般7点起床,因为信访处领表时间从8点开始。即使那天并不去领表,她也会按时到接待处去转转,“找好心人说一说”。

    在这里,上访的人自发形成了与接访单位基本相对应的秩序。在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处门口,一位来上访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早上先领表,填好以后再交进去,然后去大厅等着被喇叭喊名字。”

    国家信访局接待处紧邻着人大常委会的来访接待处。门口的上访者三五成群,共约百来号人,上访者低沉的交谈声隐约可闻。偶尔有几个上访者高声说了一阵,尽管显得非常激动,但没有引来太多人的注意。他们中间,有的是拿着材料等待进门,有的是过来交流信息。

    在最高法接待处,领表的地方队伍有一二十人,大厅里有300人左右。每个人都抬着头,盯住面前不断更新滚动的大屏幕。

    “高法指定地方法院办理的案子都会公布在屏幕上。除了上访人的名字,案件号,高法将每一个受理案件发回地方办理,都将地方法院直接办理人的姓名和办公电话公布,访民们可以现场打电话过去证实。”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大屏幕是2003年立起来的。

    来自各地的访民集中在“上访村”,无形中成为另一种思考和行为生态环境。在这里,每隔10米就能看到一个牌子,写着“打字复印”、“标准装订材料”、“法律咨询、代写文书”等,以及“有专家、记者、律师及有关人士为您代理”的字样。

    “上访村”里很多人都互相认识,老乡之间联系更紧密一些。如果有貌似记者或是学生的陌生人在村子里转悠,会有人主动上前打招呼,拿出自己的材料,让“想想办法,向领导反映反映”。

    为上访者准备的各类“咨询”复印材料到处可以买到,包括“信访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等几十种,还有“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定”等国家大政方针的最新内容。中央各机关和各大媒体的通讯录、网址等公开信息也不难购得。即使是对于大字不识的农妇,一切看似繁复的程序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有的人甚至做起生意,解释新《信访条例》的着眼点有何不同;也有人帮助分析案情,将上访流程大概列出来。

    上访者们反映的各种问题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最近的则在2005年,而普遍的物质生活贫乏是“上访村”的一大特点。

    但留在这里的人仍在坚持。来来去去的上访者中,通常的抱怨是自己的“冤情没人管”,都盼望“冤情”一朝得雪。支持他们的,是心底里对信访体系上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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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熊红祥 底东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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