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帆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简介 《俘获者——德隆最后的６００天》用真实的资料，揭示了中国第三代民企沉重的存续命题，以及一个快速发迹的民间金融玩家如何疯狂生长又直线陨落成为罪犯的过程。本文节选自书中第二章《早期自救》。
５月１日到１５日，是一段难熬的真空。
自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５日后，德隆债权人蜂拥至上海德隆大厦。当时各个地方政府也已经按捺不住了，纷纷行动起来。不仅是各地的法院四处查封所有和德隆沾边的资产，各地的公安也开始到上海准备抓人。“大家当时都想，只要抓到了唐万新，就可以讨回钱。”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德恒证券所属一个营业部的银行账户已被不同的地方执法机构冻结３７次。
这样，唐万新不得不频繁地更换办公和居住地点。直到４月２７日，唐万新和唐万川兄弟决定悄悄飞往加拿大“休整”，以静观事态发展。
留在国内的唐万里，开始更多地直接负责危机处理。
４月２２日，唐万里在德隆北京总部硬着头皮向外界宣称：“很快就会有结果，德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绝境，不可能就此从江湖上销声匿迹。”可第二天，他就遭遇了来北京绝食讨债的扬州亚星董事长李学勤——亚星在金新信托有７０００万的委托理财资金随时可能血本无归。面对因绝望而拒绝进食的李学勤老夫妻，唐万里深受触动，与之抱头痛哭，表态一定要变卖德隆最优质资产还债。
这件事似乎的确对唐万里造成很大震动，他连夜赶往上海，召集了部分股东开会，随后公开表态：“德隆主要股东哪怕变卖股权都要还钱，大不了重来一次。”这位唐家大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想的。
５月１日下午一点半，唐万里在北京西单丽华苑主持了一个特别联席会议。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稳定人心。唐万里向大家通报了近期向一些监管部门汇报工作的情况，并指出“国家有关部门的态度非常明确，处理的基调是平和的，与近几年其他企业问题暴露时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别的。这为德隆及相关机构处理危机，转入正常经营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报的危机处理原则，已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理解，为德隆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战略调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当天会议一开始便内部通报，唐万新已经“病倒了”。但在事后的《会议纪要》上却还把唐万新写进了参会者名单，而且写明是当天的主持。显然，这也是德隆试图稳定下属机构人心的一个小伎俩。
会议讨论到第二项议程时指出，“５月将是德隆危机处理最关键的一个月”。这可理解为，５月是德隆从危机处理向重组筹备过渡的转折期。
对此，唐万里旗帜鲜明地提了“保产业弃金融”的策略。他再次重复了之前对外说过的几番话，包括德隆没有买股票，都是金融机构的职业经理人自己的行为，与德隆无关等。
与会者大多默默无言，德隆指挥买老三股的事在德隆内部早就不是秘密，他们也搞不清唐万里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明知故说。唐万里还把德隆危机出现的原因归咎在金融机构的行为，并说德隆是做产业的，没有参与金融等等。
潘维强是为数极少的来自金融系统的与会者，他在会上提出，金融和产业能分得开吗？金融机构融资来的钱都买了老三股，让它们的股价稳定在高位，使它们在银行的授信额度一直很高，贷款都是信誉担保，无需抵押；而产业又通过委托理财、短期往来等投入了近２０亿元到金融，还持有约１０亿元的金融股权，能分得开吗？
但唐万里回答，这是既定的政策，无需讨论。
“金融风险太大了，还是做实业稳当，这次事情过去后再也不搞金融了，商业银行改制尚未完全市场化，在目前的这种体制下，德隆不是特别适合进入。我们真正想有所作为的是产业，而不是商业银行，目前尚没有进入金融核心业务的打算。”唐万里事后告诉外界。
为了从组织上贯彻这种策略，会议决定成立由他领衔的危机处理工作领导小组，“作为此阶段公司全面工作安排协调、处理的最高领导机构”。
组长为唐万里，组员唐万川、黄平、丁光平、尹筑光、李强、马韶峰、董攀、张彪。其中，产业由丁光平负责，基金由黄平负责，友联由李强负责，中企由王建军负责。
此外，会议还根据近期工作重点成立了六个工作组：以尹筑光为组长的政府关系协调小组；以唐万里为组长的媒体公关处理小组；以李强为组长的客户关系维护小组；以马韶峰为组长的非核心资产变现小组；以黄平为组长的资产重组小组；以丁光平为组长的非核心资产变现资金总协调小组。
可以看出，这些负责人大部分来自德隆国际，即产业部分，唯一的金融负责人李强也属于和他们关系紧密的新疆班底。
至于“万新总裁”，《会议纪要》中只提到他“主要负责德隆整体战略调整的重大决策”。会议纪要中也只字未提“保产业弃金融”一事。
５月４日，唐万里又召集德隆和友联的主要高层在北京国贸中心的德隆董事局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继续给大家鼓劲打气，以巩固以他为首的新指挥体系。
通过上述几次会议，德隆确定了一个以唐万里为核心，以产业人马为班底的指挥体系，开始了一套金融、产业分别独立重组，同时变卖非核心资产的推进思路。
但是，很多人对唐万里的分拆计划能否顺畅进行表示了担忧：到了下面后，债权债务关系极其复杂，又跨越几个省，怎么协调？虽说各个地方政府会各自去保全地方政府资产，尽量减少自己损失，但等诉讼一起来后，发现产权是“搅”在一起的，自己其实拿不到资产。
“我告你，你告他，他告我，最后这场官司就可能无休止打下去了”。
在唐万新缺阵的情况下，一个以前不太露面的人物开始出场了，他就是德隆董事会执行主席向宏。原来，在唐万新离境前，他曾给向宏签署了一份授权书，全权委托向宏负责德隆的整体重组事宜。向宏虽一直在北京活动，但从没有参加德隆５月份的几次会议。
知情人透露，这是因为向宏与唐万里在德隆都是主要负责政府公关工作的，但他们互相独立行事，思路截然不同。
向宏其人，若论职务，在德隆似乎应仅次于唐万新、唐万里——董事会执行主席，他也是德隆九人董事会中唯一不是来自新疆的人。据说向宏是因为与德隆屡屡在重大收购中发生遭遇战，以致唐万新英雄惜英雄。在两人舌战了三个晚上之后，唐盛情将他邀请而来，委以重任。
在德隆内部，向宏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口才著称。他刚到德隆时，每次会议发言都“豪情万丈”地演讲不下半小时。一开始，他的能言善辩和出新的想法，总能吸引听众，但逐渐也有很多德隆高层开始觉得，他的那套理论多于实际，是空中楼阁式的“哲学”。
曾经有一次，在接待向宏带来的客人的会议上，唐万新讲完了话，轮到向宏发言，唐照例准备起身离开。但被向宏看到了，他要求唐继续听，说以下这一部分很重要，唐笑着留了下来。向宏接下来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他对民营企业和国有经济如何融合的宏大理论，唐对身边的人开玩笑说，“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整天讲哲学，没想到向宏比我更能侃哲学。”
正是这个奇人向宏很快制定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把整个德隆打包，家族的股权缩小，新增３００亿的投资，其中国企、外资各一半，德隆从一个民营企业变成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占３０％、外资占３０％、民营３０％、德隆管理层占１０％。
“新增３００亿资本金后，德隆的负债率将从现在的６０％降到１０％左右。要国有企业进来只是要它的体制因素，为了将来能将短期资金转为长期资金，而不是要它掏多少钱，更多的钱找外资出。”向宏说，“这个外国投资者不但要承担资本金，而且还要承担国际融资。”他透露，对象最终会是一个国际财团，兼具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者: 王云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