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者回归到监控者

    在培训了两期内地反腐官员之后，郭文纬的感受是：体制、经济、地域、素质不同，完全拿来不现实，应该选择性地移植并进行本地化改造。

    首先，作为廉政楷模的新加坡、香港改写了国际理论界认同的文化决定论——东方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及人情往来是孳生腐败的天然土壤。

    新加坡、中国香港能出污泥而不染，同属东方人的中国内地也就有遍地植荷的希望。高度城市化现代化高素质的香港由乱到治尚需十几年，社会发展有别，经济水准不一，社情复杂多变的偌大内地则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理和韧性的战斗，同时需要政府逐渐从管理到服务的自觉转型，尤其要从经济的指挥者回归到监控者。

    2005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胡锦涛也着重强调了这种回归——“政府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强完善宏观调控、减少规范行政审批。”

    另外就是民众从接受腐败到零度容忍的自觉过渡。目前，仍有相当人数持有反贪是反贪局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事不关己的态度使反贪路程艰难，达不到千夫所指，腐败者无处遁形的良性互动。甚至一些百姓对腐败容忍的底线已经退到“只要他勤政，贪点儿也没关系，就怕既懒且贪的官儿。”

    有专家称，我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改革尚不到位，腐败高发期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贪污手段会更加隐蔽，人际网络会更加庞杂，反贪成本也会更高。在这方面，香港廉署不啻为内地借鉴的经典范本。借鉴并不是照搬其组织架构，而是运用其体系精髓——掌握足够的权威、制定正确的战略、建立强有力的专业机构。

    尤其是香港廉署具有足够的权力权威这一点，应该是反腐的首要条件和严格执法的鼎力保障，这是香港廉署成功法门，也是内地反腐的瓶颈。

    30多年来，香港因廉署的震慑力和拥有不容含沙的眼睛，才拥有了繁荣稳定和清廉的国际声誉，那么内地百姓需要多少年，才能不再接受腐败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呢？

    对此，郭文纬没给答案，只是以“希望”作答——给我讲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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