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20日表示，中国不会马上取消全部的户籍制度。他建议，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尝试推行绿卡制度。

    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如果在一个城市的工作时间超过一年或超过一年半，并且有正式职业，就可以逐步获得在这个城市的居住资格。（3月21日《新京报》）

    有论者对绿卡制度不以为然，认为它会强化社会等级差别，政府应尊重公民通过迁徙改变命运的意愿。笔者觉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泛自由论调。每一位公民都能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迁徙，这样的愿望当然很好，可是再好的愿望也要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成了纸上谈兵，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时下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中国现存的户籍制度，既限制了人身自由，还阻碍了社会良性运行，无论是从公平角度还是从效率角度看，都有悖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由此可以看出，追求合乎正义与平等的户籍制度势在必然。

    但是，如果对居住和迁徙自由进行不负责任的追捧，以至于不顾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进行“大跃进”式的户籍改革，不但影响城市的管理效率，而且也很难增进外来人口的公共福祉，更重要的是让改革者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妨碍户籍改革的深入。郑州市的户籍改革教训就值得我们警醒。

    2003年8月，郑州市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投亲靠友”，顿时新增入户人口15万。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对交通、教育等公共资源的需求同步急剧增长。这一期间郑州公交IC卡的办理数量达80万张，远远超出预期的20万张；许多中小学出现了学生“爆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部门也压力倍增。在公共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境况下，郑州市不得不重新关上了业已放开的入户之门。

    既要废除现存的户籍制度，同时又要保证改革的实效与稳定，这可以说是目前户籍改革举步维坚的主要原因。顺着这个思路考量绿卡制度，或可发现它不失为一个负责任的建议：从原则上讲，它尊重了公民在本国自由居住与迁徙的权利；从操作上讲，它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让城市加紧公共资源的补给。可以想象，当这种折衷的措施一以贯之的实施下去，就可以让城市逐步消化掉所有外来人口。

    当然，绿卡的获取门槛不能过高，否则它就成了上层人士的专利，而将普通的外来人口挡在城市之外，这样绿卡制度就起不到应有的缓冲作用，成为地地道道的“花瓶”，仅供观赏。 (作者：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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