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马国林却不能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帮着儿子还债了。王翠霞换完肾后状况一天天好转，马国林却开始腹痛、恶心、吃不下饭。

    2004年4月底，儿子将父亲领到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诊断：胃癌晚期，连肝脏里都布满了癌细胞，最多还有一个月生命。

    儿子装作若无其事，打算瞒着父亲。但是一走出医院，父亲就用手碰了碰儿子，说：“铭子，你爸不傻。咱们赶紧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嘱一声：“不要告诉你妈。”

    邻居们看见他时常疼得攥紧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时他疼得哭出声。夜里，他怕呻吟声影响妻子睡觉，妨碍她恢复，就到屋外溜达上一夜。

    儿子要给他买杜冷丁，但连这几块钱一支的镇痛剂，他也拒绝使用，儿子给他打点滴，他强行把针管拔出来。“他要把钱都拿去给我妈买药。”马铸铭说。

    半个月后，一家人收拾完毕离开北京回老家。出发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锅，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顿炸带鱼。

    1998年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马国林是个富态随和的中年人，1米7的个头，体重约180斤。6年后离开北京时，他黄瘦黄瘦，像个垂老的人，体重不足120斤。

    几天后，马国林告别了人世。

    临去世时，儿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脸看了儿子最后一眼，马铸铭看到那双黄色的眼睛，特别黄，他嘴巴动着，却说不出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眼睛滴出两滴眼泪，一滴没有流下，头歪着的这侧，眼泪缓缓滴了下来。“他是被压死的，”马铸铭流着泪说，“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风俗，人们将要给他穿寿衣，一种蓝色的袍子。但是马铸铭坚持一定要让父亲穿着西服离开。“就穿这个好看，”他说。是的，西服，皮鞋，衬衣，还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领带。“就系这个吧。”马铸铭说。“真怀念以前那段时光，”马铸铭无限留恋地说，“那时父亲出去参加朋友聚会，都会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马国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张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他还留下一包零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这些见证了他的乞讨生涯。

    他留下了一个小本，封皮上写着“请您留名”，记载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笔钱，本子里夹着几张捐助人装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万多元钱。

    他的遗嘱上写道：“一、全部家产用于妻子王翠霞的治疗上，儿子、儿媳孝敬母亲，否则不准继承产业，众亲友为证。二、丧葬改革，去世后不烧香，不烧纸，不烧花圈，废除一切传统丧葬习俗，丧事简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

    最后，马国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给了儿子。

    现在，每个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药费来维持。“我父亲去世也算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每天都会发愁。”马铸铭说。

    每次提起父亲的死，马铸铭就会连脖子根都涨得通红，语气里会充满怨恨：“为什么痛苦要让我们一个家庭来承担？”

    承担这种痛苦的，何止马铸铭一家。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国家的城镇贫困户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贫。像一位社会学家所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马铸铭们便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出了前进的方阵。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钱。“有时候我想，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女，就偷着乐吧，可是心里就是难受，不知咋的。我总想，好好活着吧，别添麻烦了，可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想大哭一场。”她说。

    马铸铭说：“我爸这一生，注定是为我妈活的，我也是。这样说或者不准确，但至少我妈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总得让我妈活及格吧，怎么着也要活到60岁，现在还差3岁。加上我爸的4岁，至少还要让她活7年。”“我这个人活得其实挺窝囊的，没什么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也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妈当作一个成就来做。”

    尽管马铸铭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则，对不起我的父亲。”他说。

    幸好，迟到的医疗保障终于还是来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在当地这种医疗保险最高支付的限额只有9万元，但毕竟现在每个月可以报销药费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还得靠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饭，按时按点吃，因为我的身体绝对不能垮。”这个家庭的重压，从父亲马国林的肩头，转移给了他。

    站在阿旗县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马铸铭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说：“咱们也会有一辆轿车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可是什么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