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了《“全国人民上‘协和’”——老百姓看病为什么非要上大医院》，本报决定在头版刊用，领导派我到北京协和医院拍摄“排队挂号”的场面。

    我到达挂号大厅是23：15，一个自称姓凌、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男子立即上来搭讪：你来自哪里？要看什么科？要“专家号”吗？你现在排队，来晚了，一定排不到“专家号”。

    聊天时，我向身后看，大厅外面的铁栏杆上，靠着十来个中年男子，身强力壮，看不出任何病态和忧愁，他们用粗话开着玩笑，打量着每一个进入挂号大厅的人。我向前看，大厅里满是人，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有人在躺椅上睡觉，有人铺着报纸蜷缩在水泥地上，有人相互靠着在打盹，有人在坐着吃东西……几个日光灯把大厅照得通明。

    我给凌姓男子递烟，操着家乡话跟他继续聊。他说：你要挂的皮肤科“专家号”每天只有15个。明天早上5点同时开13个窗口，现在每个窗口登记排队的人都有十几个。你要是想挂“专家号”，掏200块钱，我能让你排到队里第五、第六的位置——那里有我的人正排着。等你挂上“专家号”了再给我钱，挂不上不要钱。想排队，我现在就把你安插进去，还能帮着租个躺椅睡一觉；不想排队，明天早上4点保安登记身份证号码之前赶到，给我打电话，再把你安插进去，过了4点就不好弄。

    凌姓男子说，从下午4点到次日凌晨4点，这里的保安要登记四次挂号者的身份证号码：下午4点一次，晚上7点一次，夜里12点一次，凌晨4点一次。

    我问：“登记了身份证号码，加塞儿管不管用？” 凌姓男子说，医院规定挂号者身份证号与病人的身份证号必须一致，前几次登记都没用，最后一次有用；再不行，我们也能做点手脚。

    借机上厕所，我先摆脱了凌姓男子。在挂号大厅斜对面进厕所的通道里，一名老人正在地上铺报纸和行李，准备睡觉。趁没人，我拿出相机抓拍了几张。闪光灯一闪，老人惊坐起来，我示意他不要声张。此时，厕所通道里，不断有年轻男子出入。老人翻出户口本给我看，他叫杨泰本，籍贯是四川省大竹县牌坊乡。他赤着脚，脚底两侧裂开一道道露着红肉的口子。他说，他的脚有病，走不动；从9月17日来北京，一直没挂上号，每晚都睡在进厕所的通道里。

    挂号大厅外面，仍然站着十来个中年男子。我估计他们就是“票贩子”，无法判断他们是否会干涉拍摄，只好站在进厕所拐弯处的阴影里，端着相机把挂号大厅拉进镜头，但拍出来的照片很暗。

    来自山西吉县的崔姓中年男子跟我聊天时说：“这一夜很难熬！”他带着侄女和侄女的妈妈在9月22日来到北京，早上10点多下火车后到协和，只能挂上“普通号”。侄女得的病是“突然昏倒”，“普通号”没查出病因。于是他们去人民医院、空军总医院，也没有查出病因。如今他们又想回协和挂“专家号”。他说：“我们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别说‘专家号’卖给我二百，就是一百我也买不起呀！已经过去3天，孩子她妈说钱不多了。”

    我靠近门卫的玻璃小房，想从这里拍摄，一位老大爷操着京腔说：“你干嘛的？谁让你拍的？有证件没有？”我借问厕所在哪，赶紧走开。

    这时已将近夜里12点，几名保安开始在挂号大厅登记身份证号码。我见凌姓男子正坐在铁栏杆上吃方便面，就拿出身份证让保安登记，在一个队列里排第12位。我与排在第11位的山西来的一对夫妻聊了一会儿，那名妇女要看神经科，她的左腿痛起来站不住。他们来北京三天了，晚上11点左右到这里排队。

    我在排队大厅外面来回走动，先用书包“掩护”拍了几张，又在一名捡垃圾的老太太旁边对大厅频频按动快门，闪光灯引起两名保安的注意，他们向我跑来。我赶紧把相机塞进书包，跨过两道过膝的围栏向外跑。到门口，又有一名高个男子上下打量我。我快步走到马路边，一辆出租车正好停下来。

    乘出租车回到新华社，已是零点51分。

    （本报记者　黄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