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死难矿工刘兴让的老母亲。她已经年过八旬，她的墓碑和棺材早已经准备好了，这都是刘兴让遇难前就准备好的。■摄影/
新华社记者禹志明
2004年12月9日，山西盂县大贤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包括湖南桑植县12名打工者在内的33名矿工遇难。农妇王彩云永远失去了相伴近20年的丈夫刘兴让，而死难赔偿金被克扣霸占和讨还之难，在她悲伤欲绝的心窝上又深深扎了一刀。2004年12月26日，包括王彩云在内的12名矿难死者家属被告知，每位死者的20万元赔偿金必须扣除4万元作为“法律服务费”。扣钱的是湖南桑植县五道水镇党委书记杨安祥，收钱的是其妹夫、县法院法官黄跃武。
2005年1月，眼见春节将至，王彩云80多岁的公公婆婆在乡政府哀求了一天一夜。可杨安祥和副镇长瞿绍雄仍坚持不肯发放赔偿金。“他们说这笔钱一定得扣，否则黄法官会很生气。”最后，在乡干部们的“协调”和黄跃武“开恩”之下，春节前的1月6日，在每户被扣去22600元之后，家属们领走了剩下的赔偿金。被扣的钱中，2万元是支付给黄跃武的“服务费”，2600元是付给带队到山西善后的干部们的差旅费。
从今年1月开始，王彩云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路。她几乎跑遍了桑植县和张家界市检察院、纪委、人大、组织部、信访局等相关部门。但事情还是没有进展。真正的转机出现在王彩云进京上访之后。5月23日，国家信访局将王彩云的一份上访材料转送至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6月22日，桑植县接手此案。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6月8日，黄跃武在向县法院递交了一封辞职信后溜之大吉。
在县纪委向黄跃武亲属说明了潜逃的后果后，7月5日，黄跃武回到桑植。5天后，黄跃武将非法所得的矿难死者赔偿金悉数交还。目前黄跃武已被桑植县人民法院清除出法官队伍；县纪委同时还对杨安祥、瞿绍雄展开立案调查，“但由于证据不足，很难追究他们的责任。”
（北京青年报
谭剑 禹志明 段羡菊）
没见过如此“黑”的“黑心肠”
如此行为，令人愤怒！据悉，镇政府强行扣留矿难赔偿金，是在遇难矿工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以一个所谓的“维护外出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保护协会”的名义收取的。但桑植县纪委证实，该协会并无收费许可，其服务都是无偿的。在山西省对矿难赔偿有硬性规定的情况下，该镇竟然还能以莫须有的名义，通过强行提供本不需要的“服务”，来收取“死人钱”———这些人的心，怎么这么黑！
见过“黑心肠”的，但没见过如此“黑”的“黑心肠”。痛失亲人，遇难矿工的家属本来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作为镇政府的干部，按说应该是想办法帮助他们、安抚他们。然而，有些人不但不去帮助他们，居然变着法地从死人身上捞钱。对于这样的行为，相信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十分气愤。试想，如果有人连矿工死亡赔偿金也敢“雁过拔毛”，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还有什么钱不敢拿？
因此，对于某些人的“黑心肠”，仅仅谴责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某些人长出如此的“黑心肠”？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人竟置党纪国法和基本的人伦道德于不顾？
依笔者看来，这一事件折射出当前某些人的权力观念发生了严重扭曲。个别人手中的权力被不合理地放大，以至为所欲为；相对而言，一些群众的合法权利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我们知道，限制官员的权力与保障公民的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原则。如果限制官员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两者关系不协调、不平衡，就容易产生社会矛盾。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改革措施，包括许多立法的指向，都是循着限制官员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路子走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一些地方，一些官员手中的权力依然在膨胀，甚至到了无所顾忌、丧失基本伦理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权力总是难以受到限制？相对而言，公民权利的成长为什么总是有着那么多的艰难？包括这些遇难矿工家属在内的广大公民的正当权利为什么会不时受到侵害呢？
思考这些问题或许是痛苦的，但是，要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些问题却是我们所无从回避的。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对一些部门一些人的权力的监督，还远不到位，监督机制还不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应该说，这是问题的关键。
总之，一些人“黑心肠”的产生与权力不受约束和制约有着必然的联系，是权力行使的无序导致了某些人的“黑心肠”。因此，如果我们不让类似事件再现，那么，规范官员权力的问题、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问题，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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