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称被查证感觉受辱

    8月29日，从外地回到湖北省武汉市的冯先生在火车站被警察拦住，要求他出示身份证进行查验。冯先生认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警方应该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才能对公民作出查验身份证的行为。

   冯先生对记者说，警方在车站设立检查窗口，目的是为了追逃犯，几乎所有的壮年男子都属于查验范围。“众目睽睽之下，我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记者调查发现，有过类似冯先生这样遭遇的人不在少数。

    不久前，南下广州参加“第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颁奖典礼”的演员葛优，在准备乘火车离开广州时，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火车站一位中年警察拦住他，神情严肃地要求检查葛优的身份证，检查的理由便是“追查逃犯”。葛优非常配合地从行李箱中取出身份证交给警察，警察在查明确是葛优后对他表示歉意。事后，葛优表示：“人家是在执行公务，我只能配合他的工作。”

    记者调查发现，在如何看待查验身份证上，公众观点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鼓励警察主动查证，没做坏事的人身正不怕影子斜，而对那些违法者则是一种震慑。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警察抱着“宁可错查三千，不能放走一个”的心理大面积查验身份证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职员翟郡说：“只查验身份证也查不出什么实质问题，如果仅凭这个就采取强制措施，那警察的权力也太大了。”

    警察查证遭遇两难

    “其实，按照法律规定，这种大面积查验身份证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一位老警察对记者说。

    据他介绍，2004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也就是说，在这4种情形之外，警察无权随意查证。”

    但他同时认为，目前这种在火车站大面积查验的做法“非常有效”。他说，检查身份证，也是为了保护群众的安全。“哪个人愿意和逃犯坐在同一列火车上？一旦火车上出了事，挨骂的是警察。警察没有‘火眼金睛’，无法做到在人群中找逃犯一找一个准。连检查身份证的权力都得不到，这种执法环境对警察确有不利。”

    记者从武汉市公安局了解到，由于乘坐民航班机需要用身份证购票，而且安检严格；公路关卡众多，速度较慢，因此便捷的铁路往往成为逃犯首选的逃逸方式。铁路公安部门在各站点开展了身份证查验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据了解，仅汉口火车站半年就抓获各类逃犯八十余名。

    有人建议应扩大警察查证权

    在今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曾有人大代表对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提出质疑，并提出议案要求修改这一规定。

    据提出这一议案的来自上海市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旭讲，他的议案的核心观点是：身份证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不会侵权。

    陈旭认为，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规定，警察查验身份证必须符合4条规定，其中最宽泛的一条是要有违法犯罪嫌疑。这条法律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存在问题。“身份证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也是老百姓办事的一种身份证明。”陈旭说，法律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也不能随便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

    他建议，立法不能忽视国情，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流动大，犯罪率持续高升。警察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限制过多会束缚他们的手脚，使其比较消极地对待社会管理。“只要警察在执法公务中，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查，不应该有限制。”

    立法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

    和陈旭的观点相反，一些法律专家认为，之所以不赋予警察随意查验居民身份证的权力，是为了预防警察滥用职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随意的查验权干扰了公民的正常生活。“我们看到警察查验权力的同时，应当预计到权力可能会被滥用。”

    乔新生认为，立法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公民权利，而不是增加警察权力。虽然现在有了各种各样保护公民人权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规的实施还有赖于一支尊重人权的执法队伍，否则人权的规定无法落到实处。就拿查验身份证来说，如果不严格依法办事，每一个男子都会成为“形迹可疑或被指控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都可能成为“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即使查验身份证有必要，也要考虑到公民的感受。

    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湛中乐认为，如果扩张警察权力将是立法理念的倒退。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行政立法已经有了进步，改进了过去以管制为主的立法理念，转变为限制无限扩张的行政权力，从而保护公民权利。(　周刚 法制日报记者 胡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