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８月４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某地有关部门近日下发《新闻单位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办法（试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规定是：“没有被监督方签字的阅稿单，稿件不能见报。”

    这个规定，它还管不着更多的地方。然而，如果不厘清其中的是非，一旦这种做法被其他地方借鉴甚至被作为经验推广，那么，本已举步维艰的舆论监督将面临更大的尴尬。我倒吸一口凉气的原因，正在于此。

    按照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说法，之所以出台这样的规定，是基于下面的现实：“媒体里存在很多问题：稿件不能客观地反映事实，片面或是夸大新闻事实，稿件里没有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的声音等。”应该说，这些现象的确存在。改变上述现实，需要媒体自律，也需要有关部门规范。但是，用“没有被监督方签字的阅稿单，稿件不能见报”这样的手段规范舆论监督，却实在是开错了“药方”。

    “兼听则明”，舆论监督报道当然不能听信一面之词。被监督对象提出的不同意见，往往能够帮助记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新闻事实的真相，避免报道失实和虚假新闻，所以，给被监督对象充分的话语权，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以我多年从事舆论监督的实践和对舆论监督现状的了解，有关部门负责人所说的“稿件里没有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的声音”，板子却不该打在媒体身上。恰恰相反，正是一些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对舆论监督的抵触，往往让他们作出拒绝接受采访的选择。

    上个月，我到山东某地采访一起法院违法办案事件，事件涉及到的所有机关，无一例外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在我的采访经历中，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让我吃惊的是：和过去采访要求被生硬拒绝不同，这次人家拿出“红头文件”，告诉我为什么不接受采访——当拒绝采访在某些地方、部门已经制度化的时候，“稿件里没有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的声音”，责任不在媒体。

    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不愿意接受采访，可能因为他们违法违纪事实清楚，没什么好说的，也可能觉得“媒体算什么，舆论监督不会怎么着我”。对后一种被监督对象来说，如果看到写好的稿子，如果认识到稿子这样发出来会对自己大大的不利，那么，他们有可能改变当初不配合的态度转而接受采访。这样看，稿子出来之前让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看一看，发表或者补充一下意见，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不过，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不是所有的稿子都必须走这个程序。这首先因为有些报道事实清楚，没必要让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审”，比如，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每周质量报告”，几乎所有的节目都是暗访，被监督对象造假制劣的事实清楚，让他们审查反而多此一举。有些稿子不让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审”，还在于其事关重大公共利益，而涉及到的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层次又比较高，如果让他们事先知晓，无异于给了他们“公关”的时间，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稿子发不了、节目播不出。

    必须明确的第二点是：被批评和被监督对象可以作出辩解，但是，稿件是否发表，不以他们是否同意为前提。所有批评报道，都会让被批评对象“肉疼”，没有人会同意这样的稿子见报。“没有被监督方签字的阅稿单，稿件不能见报”的规定，相当于给了被监督对象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我就不签字”成为被监督对象的一致选择，如果稿子因为“我就不签字”而无缘见天日，那么，这样的规定相当于宣判了舆论监督“死刑”。

    社会丑恶现象的存在决定了舆论监督的必要，中央一再强调加强舆论监督工作。时下舆论监督环境面临很多困境，需要松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这样一个可能让舆论监督走进死胡同的规定，令人不解。 作者: 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