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检查。检查报告指出:在《律师法》贯彻执行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基层司法机关不在法定时间内安排律师会见，有的限制律师会见时间、次数和问询案情，有的对律师会见进行录音，还有的不允许律师依法复制证据材料。

    7月22日，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副处长夏焕良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律师执业环境中的‘三难’问题长期存在，表面上看是律师的权利受到限制，实际上却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权利的维护。这不利于建立法治社会。”

　　症结:人治思想+法制缺陷

    “这个案件可能涉及国家秘密，能不能聘请律师，要等我请示领导再说”;“本案案情复杂，何时批准会见，你等通知吧”;“最近忙得很，承办人外出办事去了，回来再通知你过来”……得到这样的答复，在律师执业经历中并非少见。不少律师私下把基层执法人员的行为归纳为三招:“躲”、“推”、“拖”。

    “我们和当事人见面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但在有些办案人员眼中，好像我们一和当事人接触就要串供似的。”一位长期代理刑事诉讼官司的律师很是感慨。

    夏焕良告诉记者，过去人治多于法治，现在讲依法行政，这就必然与一些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发生碰撞。有些机关的少数人员不把律师参与诉讼看做是维护法律公正，而看成是“找麻烦、添乱”，以种种借口限制律师的执业权利。他说，在某些执法者的思想观念中，“律师就是为犯罪分子鸣冤叫屈，开脱罪责的”，对律师有对立情绪。

    此外，现行法律制度也存在一定缺陷。夏焕良认为，《律师法》中规定的大多是律师的义务，有关律师权利的规定较少。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介入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调查取证权、律师阅卷权、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规定，也存在一些弊端。

    处方:保障措施重在落实

    近年来，在全省“两会”上，来自成都律师行业的代表、委员们纷纷提出修改《律师法》的意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呼声频频传出。

    2003年，我省出台《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规范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执业行为。

    “文件出台后，全省律师执业环境有所改善，但并不明显。”夏焕良坦言。

    今年6月1日，全省正式施行《关于律师承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意见首次规定，律师会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次数根据案件需要确定，不受限制。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安排会见的，律师应当向驻所检察机构反映解决。

    意见的出台，在司法人士看来是解决律师执业环境问题的一大创新。省司法厅副厅长张晓勇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扩大律师的权利的更深层意义在于，把它作为解决律师会见难的一个试点，以积累经验，力争突破。

    就进一步改善、优化律师执业环境，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省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也提出，要通过立法等有效手段，确立现代法治观念，防止行政、司法机关公权滥用，确保“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和《律师法》各项规定的落实，切实解决严重影响律师执业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等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