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６月８日电（记者 张旭）最近，许多北京人都在议论一张“万元罚单”的事。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拍摄并记录在案，须交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广大市民对此议论纷纷，对同一人在同一地点反复违章，交通管理部门却没有出来及时提醒、教育，只是一味罚款，感到不满。

    的确，交通管理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个人利益密切相关。这件事反映出北京现行交通执法制度的缺陷，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杜宝良和他的家人，如何迅速、有效地改进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已关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义。

    在此问题上，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杜宝良百次违章，是他个人素质低、不遵守交规造成的，与执法部门何干？

    事实上，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结构日趋复杂，人们所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千差万别。使用电子触摸屏、上网、声讯电话和手机短信查询违章记录，这些电子化服务手段，对于一般城市居民而言，不论是操作使用还是经济承受能力，都已是“小儿科”的事情，而对于“杜宝良们”，却可能是一道很高的“门槛”。政府管理部门、尤其是具有执法权力的部门，绝不能“就高不就低”，以部分管理对象素质低为由而甩掉应担负的社会责任。个人素质的高低，既有个人自身努力的因素，更有社会的原因。政府管理部门在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应担当社会教化的职责。

    “杜宝良事件”，反映出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管理问题。有专家指出，道路交通管理是由路、车、人组成的系统工程，必须研究城市化理论、城市规划与管理、城市人口结构、城市交通结构、地域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城市社会心理等等，在城市交通管理、直至城市管理中，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应该承认，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广大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还没有达到一个较高的、较为统一的水准，政府行政管理具有的难度超过了一些政府官员的想象。也就是说，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矛盾、新问题。正是这样，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才真正认识到，行政不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管理，一种服务，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应该学习“怎样对待权力”，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真正落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工作，不懈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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