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李达昌案，不足以得出选拔学者型官员具有导向性错误的结论。他说，即使他的行为构成腐败，也是个别现象。“从我熟悉的法院检察院系统来看，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学者型官员，没有一个因腐败问题而去职的。”如果说学者型官员会犯错误，非学者型官员犯错误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不能因噎废食。

    据汤教授介绍，学者型官员具有非学者型官员一些不能比拟的优势。首先，前者比较重视名誉。一些教授、博士生导师级的知识型官员，有非常强的自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他们理论的前瞻性和工作能力往往也比非学者型官员要强。知识型社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专家。这有利于改善执政形象，提高执政水平。其次，学者型官员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过，学者型官员也有实际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教授也认为，学者型官员有很高的自律性，李达昌之所以出了问题，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政治体制赋予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全靠自律难以抵御腐败的诱惑。

    任建明说，反腐败有一个“烂苹果理论”———出现腐败，是苹果不好，还是装苹果的筐有问题？我一直相信人是稳定的，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诱惑、利益导向让人性变恶的说法，而是制度是否有效的问题。

    任建明认为，李达昌批准巨额专项资金转移用途超出了分管财政副省长的合法权力，审计部门应该发现并及时通告。他建议，修改审计法，把审计报告公示制度的程序和形式作为一项立法要求写进去。只有自律和他律同时起作用，监督才有效。

    汤维建教授说，现在知识型官员的选官模式方向是正确的，利大于弊。不仅应该坚持，还要形成经常性的制度。（记者 吴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