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２月２０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石新荣、何云江）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在贵州公路建设中疯狂敛财，６年间贪污受贿６０００多万元，交通系统１０余名干部相继落马，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创下贵州经济案之最。

    一些干部职工在分析和反思这一案件时认为，卢万里堕落为一个贪得无厌、生活糜烂的腐败分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一把手”监督的严重缺失，使卢万里得以大权独揽，以权谋私，让各种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从而方便地大肆侵吞国家资产。

    “一把手”监督失控，绝对权力导致腐败

    贵州省纪委驻省交通厅纪检组长、交通厅党组成员龚仕金认为，卢万里一案所反映的“一把手”监督失控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个单位的权力一旦集中在“一把手”手中，而“一把手”个人品质不高或道德滑坡，就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卢万里大案的教训在于：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太晚。

    卢万里现年５９岁，大学文化，农民家庭出生，家境贫寒，上学读书享受助学金，是党和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党员领导干部。从１９８５年起，先后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铜仁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等职。１９９６年出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并兼任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下称“高开司”）总经理。

    贵州省交通部门的干部职工们还清楚地记得，上任伊始，卢万里就扑到了贵（阳）遵（义）高等级公路的建设上，过去仅完成工程量２０％的贵遵公路，１０个月就修好了。长达８７００多公里的国道、省道“保畅工程”也基本完成。卢万里在长达２３页的“交代”里说：“１９９７年以前，我真的一尘不染，听党的话，跟党走，克己奉公为人民服务，我奉行了３０年。”

    据了解，卢万里的转变是因为１９９７年贵州省换届，卢想当副省长的希望破灭。他采取种种手段捞钱，又善于伪装和作秀，上报纸、电视的频率很高，加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直至案发被调离交通厅之前，不少人仍认为他是一个能力强、善协调的干部。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其手下的一个喽罗、原贵州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杨明案发，卢万里可能至今还逍遥法外。

    作为贵州省交通厅一把手，卢万里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无人可对其制衡。他独断专行的作风，不仅没人敢说半句“不”字，反被视作“有魄力、有能力”的表现。他疯狂攫取财富的６年里，几乎不参加纪检会，甚至连人影都见不到。“高开司” 的人事、项目等决策完全由他说了算，顶多事后打个招呼了事，完全脱离厅直业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审计署下属的几家特派办，先后三次审计贵州重点公路国债项目时均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但卢万里全面封锁情况，不让厅党组和厅直有关部门过问，并继续索贿行贿大行其道。

    政企不分洞开腐败之门，结党营私捞取非法钱财

    据贵州省纪委常委李龙云分析，政企不分是滋生卢万里腐败大案的主要温床。卢既是厅长，又是“高开司”总经理、法人代表，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高开司”变成了他的个人领地。他可以随意越级提拔任用自己的心腹，使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钱权交易关系。他们相互利用，奉卢万里为“大哥”，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网络。

    贵州省重点公路建设的工作主要是由“高开司”来组织实施的，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间，国家共投到贵州公路建设项目上的资金为２８０多亿元。卢万里的违纪违法、以权谋私，就主要发生在“高开司”的工程招投标和材料采购等方面。

    其捞钱手法之一是：在整个招标、邀标过程中，通过自身影响帮助竞标企业中标，企业则按约定“孝敬”他。某工程队为表感谢，几年间就送上好处费３８０万元；手法之二是：插手工程材料及设备的采购，与企业或他人相勾结，中间转手赚钱。在采购贵新高等级公路波形梁、钢板网时，他通过这种手法就到手２５０万元。手法之三是：自办公司，直接投标或强行分包。卢万里及其儿子卢斌实际控制的贵阳环城高速公司先后分包了凯麻高速公路一些标段路基工程，随后又直接“投中”水黄高等级公路和关兴高等级公路部分标段，父子俩从中提走“好处费”４００多万元。

    卢万里个人的腐化堕落，在交通系统产生了恶劣的扩张效应，直接影响并带坏了一批厅、处级领导干部。其中２名厅级干部，７名处级干部，贪污受贿金额少的上百万元，多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经济上的贪婪，往往伴随着生活上的糜烂。以卢万里为首的这些贪官，大多吃喝玩乐，挥金如土，纵情声色，包养情妇、嫖宿娼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