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上路的VC们能否继续领跑下一个五年？

    这是两个不同的创业资本循环。

    2000年见证了第一个循环的中心。经过5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一批真正在VC市场赚到了钱的投资人。刚刚过去的2005年，一批独立、半独立的新型VC们又开始上路了。    

    我为什么要做VC？

    《互联网周刊》：美国一流的VC 大都有一些具有创业背景的合伙人。您为什么选择在新浪创业10年之后加盟DCM   ？

    林欣禾：离开新浪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新浪本身就得到过创投的支持，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上了轨道，我也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知识。十年一换，我非常看好中国创业投资的前景，也希望和新一代创业者分享经验。DCM是一家非常不错的VC，而且很早就到中国来了，所以我才选择了加入DCM。

    赵克仁：我和林先生在斯坦福大学时是同学。当年新浪融资的时候，正好在日本的我和他失去了联系也因此错过了投资新浪的机会。所以我就打电话跟他说，“这件事我一定不会饶过，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们两个一定要合作。”

    中国顺风车

    《互联网周刊》：在美国，培养一名优秀创业投资家通常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在中国一些VC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比如张帆从副总裁开始做到合伙人只用了不到５年的时间。您如何看待这种超常规发展的现象？

    黄晶生：在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发展，这使得国外的机构投资者觉得中国是他们应该进入的一个地方。处在创投行业的人多少都占了这样一个便宜。如果是在美国，由于过去几年的大形势并不好，同样一批人的业绩肯定不会很好。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能力获得了多么超常的提高，这更多的是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承认。

    江善颂：这里面有一个后发优势的问题。创投行业在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很多游戏规则，其中的很多东西我们只要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互联网周刊》：新加坡曾经是国际创业资本进入中国的中转站。现在来自新加坡的VC例如符绩勋、陈柏松等人则干脆开始常驻中国。这将会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投资路径吗？

    黄晶生：和纯粹的老美相比，新加坡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国际创投机构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的时候实际上看重的是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网，而新加坡人在中国的网络效应会大大地减弱。

    其次，虽然他们也能够讲中文，但是一下子就会被人认出来。作为一个外来者在和国内的创业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中间多多少少还是多了一份戒心和隔阂。这种戒心和隔阂可能需要用他们的人格魅力、知识以及更高的专业水平才能来克服。     

    2010年见分晓

    《互联网周刊》：2005年，赛富的独立成了中国创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外，还有哪些因素推动了国际VC中国团队的独立发展趋势？

    黄晶生：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美国也经常有一些合伙人出来自己去办一个基金。在经济利益之外，不同合伙人之间的风格是否协调将会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你很难想像阎焱这样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人会加入到一个大家彼此平等的合伙体系当中去，只有自己做统帅他才能够有满足感。孙强却高高兴兴地在华平的全球体系中待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面默默地耕耘可能更适合自己，所以我就到了Bain Capital(贝恩)。贝恩不造就明星，低调地在那些非明星的行业里耐心而辛苦的赚钱。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每一种合伙人制度都有可能成功，也都有可能失败。

    《互联网周刊》：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似乎对中国的承诺越高取得的成绩也就越大，例如IDGVC和赛富。

    黄晶生：这两个基金团队目前的业绩基本上都是在还没独立的时候取得的。独立以后的业绩是不是还能够像以前那么辉煌，恐怕要到五年以后也就是2010年才能见分晓。

    2005年中国创投行业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募资运动。同时全球性基金、亚洲基金也都纷纷到中国来了。显然尽管不同背景的VC可能有不同的战略，但是这只能表明大家都可以融到钱。

    现在去评论哪一种类型的基金会更加成功，可能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