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否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国内经济学界已经争论多年。争论以汪丁丁与张五常的观点为代表。前者认为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后者认为需求曲线必定向下。随着双方参战的盟友或学生越来越多，最近又热闹起来。

    先摆明我的观点，我认为从新经济的实践看，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不仅如此，我认为不光是“有时向上”，还存在作为常态的“经常向上”。例如，在体验经济中，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就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我声明，希望平心静气探讨问题，不希望让学术交流演变成人身攻击。我也尽量把握自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所以进入这个是非比较多的话题，主要看重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以人为本，进行需求结构的升级，具有现实意义。
    

    对问题本身的辨析

    需求曲线是经济学研究供求关系时的核心工具之一。

    需求曲线向下，是公认的主流观点。这里不展开其学术定义，简单地说，是指物品的需求数量与价格呈反比关系。价格提高则需求数量减少，价格降低则需求数量增加。它符合一般常识。

    但从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观察到相反现象：股市上的追涨杀跌、炫耀消费，以及经济学所谓的“吉芬商品”。于是就难免产生需求曲线向上的猜想：价格越高越买，价格越低越不买。

    对现象解释不同，分歧由此产生。

    支持需求曲线向下的较强的观点，主张“必定向下”，只有向下。对“有时向下”（如吉芬商品）也不能接受。最典型的就是张五常。张五常认为吉芬商品不存在。杨小凯误解了张五常的话，以为有人不知道“教科书中的标准结果”中有需求曲线向上一说，薛兆丰解释得很好，张五常的本意是说“方法论上不能有” 吉芬商品。我以为，杨小凯虽然表面上支持了需求曲线向上的说法，但从现在的说法看，他只是属于支持需求曲线向下的较弱的观点，即认为大多数时间“向上”，但容忍“有时向下”。他认为吉芬商品“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因此与张五常只能说是误会，没有太多实质矛盾。

    支持需求曲线向上的观点，依主张的坚持程度不同，也有强弱之分。最弱的观点与杨小凯差不多，认为需求曲线向上，是罕见现象，是例外，“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中等强度的，认为需求曲线有时向上，有时向下。如汪丁丁的观点，有点等量齐观的意思，把需求曲线向上，放在“定律”这一级上讨论（汪丁丁区分了定理与定律的不同）。最强的观点还很少看到，就是主张需求曲线向上，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而需求曲线向下只是特例。“经济学的尼采”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实质上是这种主张，实际是在拿需求曲线向上当定理了。

    经济学界幸好还没听说过巴塔耶，否则非把他当拉登来打击。
    

    从语境的观点看：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一， 对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事实观察得到的理论结论，我主张“悬置”。

    这是胡塞尔的办法。意思是，认同张五常在工业化大背景下观察到的需求曲线向下的结论，对于工业化经济的适应性。不去反对它，而是把它悬置在那里。也就是说，当我们重点分析对象是工业化范畴的经济时，我们会直接采纳张五常的结论。

    我认为，汪丁丁、张五常、杨小凯、巴塔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对。这个“某种意义”，就是指方法论的历史阶段性。每一种观点，背后的体系内核与方法论，都有其特定背景条件，放在他们各自的语境内，他们但凡能做到理论自洽，就都“对”。

    我现在所处的语境，是从主体角度看新经济（所以看到的是“体验经济”）。我虽看到了体验经济中大量需求曲线向上的实例，但对张五常所说的需求曲线向下，包括“必定”向下，并不反对。认为那也是对的。因为他对应的，是亚当·斯密到现在几百年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阶段主流的事实，就是需求曲线向下。

    第二， 我反对把不同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混为一谈或套用到不同的背景下。

    张五常强调方法论的纯洁性，是没问题的。工业化的实践，产生工业化的理论，他是自洽的。但如果把需求曲线向下，用于解释原始礼品经济，或后现代体验经济，我认为就不合适了。这个不合适不是说结论本身错了，而是说结论与条件不匹配。

    我注意到，汪丁丁已经在将新经济因素，实质性地、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地，引入经济学的基本面，在基础理论上对传统经济学大搞“修正主义”。这在经济学家中，目前还是一种罕见现象。所以我总对IT界的人推荐汪丁丁。杨小凯也谈网络，但根上是传统的。与汪丁丁有本质区别。张五常则很少谈论新经济，感觉好像已经封闭在工业社会中出不来了。

    具体来说，同是谈需求，各家的背景完全不同。巴塔耶的体系内核与方法论的语境，是原始社会（对应的是他老师莫斯研究的“夸富宴”时代的历史事实）和后现代社会；张五常的语境，是典型的工业社会（包括用工业化观点看农村）；汪丁丁的语境，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更前卫的巴比鲁克的需求学说，对应的是后互联网未来时代的历史阶段。现在的某些争论，是关公战秦琼。把他们各自不同的语境抽掉，他们的观点非打起来不可。

    第三，反对把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普遍化为永恒条件。

    从我个人的观察角度看问题（我承认肯定有其局限性），我看到的东西，介于汪丁丁和巴塔耶之间。我虽然看到较多的需求曲线向上的事例，但与巴塔耶“普遍经济学”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我不认为那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需求结构层次之上的“普遍”现象。

    同样，当张五常认为需求曲线必定向下时，我没有把握相信他能超脱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历史边界在哪里。

    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得出正确结论所依据的那个历史特殊性，当作永恒不变的前提假设，一旦结论向其它条件和环境引伸时，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新经济与“向上需求曲线”匹配的历史条件

    在需求曲线向下向上的争论中，有一种技术处理，是将向上的需求曲线，处理成多条向下的需求曲线，我认为这是在和稀泥，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与需求曲线向下实质相反，而不是误会的情况。

    我们先看观察到的事实。日本正在GNC战略背景下，从制造强国向文化强国转型。它靠什么呢？游戏、动漫画、时装等，居然成了主角。仔细辨析之下会吃惊地发现，所有这些产品，多多少少都具有向上需求曲线的特点。在体验经济中，需求曲线向上，不是个别地、偶然地出现，而是成产业规模地出现。其实这不是日本人的发现，贝克尔在研究成瘾性行为现象时，已发现了不同的规律。卡尼曼获诺贝尔奖，也在沿同一条路“偷袭”经济学。当然，我们可以不正视这种现实，用“有时向上”、“多条向下”对付过去。问题是，金钱不饶人，今天意大利足球成了气候、明天日韩游戏业超过汽车工业、后天哪个国家的动漫画又超过了钢铁业……经济学总是一副不变应万变的面孔，总不是办法。

    我就这些现象背后有没有更一般经济学规律的问题，请教过一些美国著名学者。我现在形成一些不很肯定，但慢慢走向定形的猜想：新经济（主要是体验经济）中出现稳定的向上需求曲线时，一般都同时伴以如下条件：

    第一，供给绝对或相对普遍过剩。

    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宏观经济不平衡引致微观行为变化，传统的办法是把牛奶往大海里倒，用经济危机来解决。凯恩斯发现战争是一种解决办法。巴塔耶则将凯恩斯理论微观化了。巴塔耶与众不同地认为，与供给匹配的正常需求，同与过剩的供给不匹配的需求，性质不同。对于后者，必然有一种宏观压力使之按照需求曲线向上的方式消费。据说老鼠会在种群密度超过种群生存极限时，采取集体自杀的方式调节到平衡所需的密度。按巴塔耶理论，在背后支配人类同样本能的，是负熵与环境的分布。当环境不能承载系统过高的负熵水平时，就会出现高能释放的要求。需求曲线向上，是系统高能释放的客观需要。巴塔耶认为战争是最大的用追涨杀跌方式解决需求不足的人类自我调控行为。原理很简单，战争，是一种需求代价越高越有人买单的集体“大采购”，是一种高能释放。同样，沃夫冈·拉茨勒《奢侈带来富足》与学生追歌星，都属于高能释放状态下的需求曲线向上。

    第二，需求结构从生存、发展，升级为自我实现。

    以往人们可能忽视了，需求曲线向上，与需求曲线向下，所面对的需求，在性质上可能不同。我有一个发现：需求曲线向上的情况，大部分集中在需求性质属于自我实现的时候。我曾就这种情况与托夫勒讨论过，他也赞同我的判断。

    自我实现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一类是追求高峰体验，又可细分为成瘾性社会体验（运动、竞技、搏彩），成瘾性自然体验（烟、酒），成瘾性个人体验（个人电脑游戏等），成瘾性艺术体验（流行歌星）；一类是追求名利地位，为此讲排场、讲面子、讲身份；一类是追求艺术和时尚；一类是追求社会认同（红白喜事）……。凡是进入这个区间的，都可能出现追涨杀跌现象。

    当然，不一定同一种消费，都是同性质消费。比如，美国人买车与中国人买车，前者是作为代步工具，满足发展需求，因此需求曲线向下；后者可能是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因此需求曲线向上。有人可能说，消费者不是因为价格高，而是因为预期价格高的东西质量好，看中的是质量好。但我就见过一位老板买车，先划定个高价空间，让司机随便决定买哪种车，但一定要进口的。结果买的是一辆进口B级车。花同样钱买国产车（有的与进口车的唯一区别只是把车轮拿下来到国内“组装”），可以买到质量、服务和档次都高一级的C级车。但老板很满意他的选择。

    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社会、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接触向上需求曲线的机会越多。但并不是说，只要有条件，人的所有需求都会遵循向上的需求曲线。因为人的需求毕竟是多层次的，他有可能在买大白菜时，按照向下的需求曲线行事；但在为恋人买单时，按向上的需求曲线行事。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会由此散架，只是说，经济学也要区分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