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不会讲一句英语，口袋里只有20美元。后来他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美国梦的硅谷版。

    在与AMD的一边倒式的竞争中，英特尔的强硬作风在其创始人之一安迪·格鲁夫的身上能寻到一点影子，在他所写的那本至今仍风靡全球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里说到：“我担心竞争对手。我担心有人正在算计如何比我们做得多快好省，从而把我们的客户抢走。”

    这位英特尔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安迪·格鲁夫曾经得过严重的疾病，而他并没有听信任何专家的建议，自己查阅大量资料、制定治疗计划，最终竟然奇迹般的战胜了病魔。为格鲁夫的这份“偏执狂”精神，来自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理查德·泰德罗教授最近又出了一本《安迪·格鲁夫传》，苹果的乔布斯以及Google CEO施密特、迈克·戴尔都给这本书来捧场，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格鲁夫亲自授权的权威传记。

    这本书可以作为泰德罗的商业史畅销书《影响商业历史的七巨头》（Giants of Enterprise: Seven Business Innovators and the Empires They Built）的续篇来读。泰德罗曾经专门用一章来讲述了发生在硅谷的传奇故事。硅谷作为美国电子工业的一个缩影，所凝聚的人气与创新文化独树一帜。在这块从旧金山向南到圣何塞，纵深100公里的一块临太平洋的平坦谷地中，不仅荡漾着新技术的勃勃生机，也交错着商场的离合曲折。

    除了惠普之外，硅谷的故事还得从英特尔说起。1968年32岁的格鲁夫从匈牙利流亡到美国，成为英特尔的第三位员工，前两位是摩尔和诺伊斯。当年，戈登·摩尔他们一拨人因为不满半导体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的专横作风，而离开仙童公司创立英特尔，诺伊斯、戈登·摩尔和格鲁夫之间的微妙关系值得玩味。格鲁夫对人望极高的诺伊斯并不感冒，当他在1968年得知自己喜欢的摩尔离开仙童创业时选择的搭档是诺伊斯时，第一反应是失望。即便日后诺伊斯成为其上司，格鲁夫也会对他说：“你说的是狗屎。”被外界看好的三人梦幻组合却存在着如此不和谐的因素，所以泰德罗认为，这个梦幻组合其实是建立在相当大的容忍度之上的，更加幸运的是，在创办英特尔后，诺伊斯更多以英特尔甚至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代言人形象出现，主要精力在英特尔之外。如果诺伊斯把更多精力放在英特尔的话，很有可能引发格鲁夫的辞职。

    但无论怎样，创业热情似乎能把一切抹平。硅谷另一奇才埃里森总爱说一句话，“在对手的喉咙上插上一把尖刀。”硅谷从上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时代到70年代的处理器时代，英特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安迪·格鲁夫的意义就更加重大。1996年当英特尔走出低谷，完成向处理器转型，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格鲁夫回首其“偏执”的历史时，有了胜者的英雄气概。他说到“我常笃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格言。我相信偏执万岁。”事实上就在10年之前，个人电脑的出货量很少， 英特尔在自己的存储器领域还可以聊以为生，但这时候日本人开始出手了。他们使用户能以惊人的低价购买到高质量的产品。这种价格战很快使英特尔面临一种危险：被挤出自己一手开发的市场。而那时侯的格鲁夫作出了放弃存储器，转型处理器的惊人决定。那时侯的英特尔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就是存储器的代名词，格鲁夫在当时就是疯子。

    故事还要从头读，1936年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格鲁夫，年幼时经历过纳粹的残暴统治。在学校里，他爱好歌剧和新闻报道，但到1956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他父亲的企业被收归国有，格鲁夫和一群难民乘船逃离祖国，最后辗转到达纽约。当时，他不会讲一句英语，口袋里只有20美元。格鲁夫后来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美国梦的硅谷版，好在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文/徐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