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终生都在为自己“旁观者”的身份自豪。他冷静地与熙熙攘攘的商业世界保持着距离，偶尔发出只言片语，企业的丛林里便会竖起无数只耳朵仔细聆听。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凯雷投资集团的董事、摩根斯坦利的副总裁、麦肯锡的合伙人、普华永道的高级经理，高盛的执行董事……在商业实践者眼中，他们是最权威的旁观者，他们年届30就已年薪百万，他们用熟练的英文说着各种商业词汇，他们大多数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出生和求学，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勇敢地抛弃了旁观者的身份，进入到年轻的中国企业，开始了真正的冒险。

    当游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近30年的中国企业，试图重新融入这个多少有点陌生的外部世界时，他们的到来，为闭塞的中国企业带来了一股海外的清风，他们帮助中国新生的互联网企业一路坦途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并让中国商业一点点呈现出国际化的面貌。

    从企业外部的旁观者到内部的运营者，他们自身经历了怎样的改变？他们身后的企业又发生了哪些变革？《互联网周刊》走访到了六位曾经的“旁观者”，试图呈现一幅由他们自己描绘出的商业图景。

    跳进泳池

    时间退回到九年前。

    1998年8月，刚刚在硅谷待了10年又回到北京的古永锵，顶着富国创投副总裁的头衔，天天在建国门的国际饭店跟各种各样的创业者聊天。就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在隔壁光华产业大厦办公的张朝阳。

    一个在美国东岸待了10年，一个在美国西岸待了10年，古永锵和张朝阳这两只“海龟”一见如故。约着喝了几次咖啡之后，古永锵就加入了当时创立仅6个月的搜狐公司。但他没想到自己会一直陪伴这个公司度过7周岁的生日，自己也一路从首席财务官做到首席运营官，直至总裁，成为搜狐的第二号灵魂人物。他更没想到的是，稍后他还会拥有自己的网站——优酷。

    这位名叫古永锵的香港人，代表了一股风潮。在随后的9年里，普华永道的曹国伟加入新浪，摩根士丹利的包凡成为亚信的首席战略官，软库的董瑞豹做起了网易的游戏部总监，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经理卫哲跳至百安居做财务总监、而后担任阿里巴巴B2B业务总裁，凯雷的甘剑平出任空中网的CFO，高盛的刘炽平加盟腾讯担任首席战略投资官、一年后被擢升为总裁……

    不久前，财萃顾问有限公司(Finance Elite)对中国40余家上市公司的CFO的背景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其中约有2/3的CFO来自国际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领域。

    1998年，正是互联网的第一次热潮，任何一家.com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都会受到热烈追捧。这一热潮也蔓延到中国，互联网公司在这片大地上层出不穷，搜狐、新浪、网易这日后的三大门户同在这一年诞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新的资本神话的缔造者。

    然而互联网行业“先投入后产出”的“烧钱”特点决定着这些互联网企业对资金的饥渴，仅仅靠一笔22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起家的搜狐更是如此。“在那个阶段他(张朝阳)非常需要既有资本运作和融资的背景、同时又对互联网懂行的人，”古永锵对《互联网周刊》回忆道，“我在富国创投做的是媒体投资，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于是，深受硅谷创业文化熏陶的古永锵进入到这家创业公司，进去后才发现，在这个年轻的团队中，没有任何运营经验的自己“已经算工作经验比较多的了”。

    从看客到选手

    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股市上的前赴后继，国际投资和咨询人才向中国企业的流动开始蔚然成风，这在互联网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杨景贤曾任全球顶级猎头公司海德思哲高级合伙人，2007年创办了专门提供高级财务人才猎头服务的财萃顾问有限公司。

    对国际人才的流动一直颇为关注的杨景贤对本刊记者分析说：“打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需要面对境外的投资者，而这对国内公司来说是全新的，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人需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们需要有国际经验的人才来做分析，做上市之前的准备。”

    在漫长的上市准备过程中，投行、咨询机构与自己所服务的企业形成的密切关系，也为这些专业人士进入自己所做的项目任职提供了便利的渠道。

    2000年，包凡正在摩根士丹利为自己负责的亚信科技1.2亿美元的海外上市项目忙碌着，结果就在上市之前的一两个月，亚信的管理层就力邀包凡加盟——“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赶紧过来，现在过来期权价格还比较便宜”。在亚信纳斯达克IPO后的第二天，包凡加入亚信出任首席战略官。

    风投公司则跟自己投资的企业关系更为密切，通常会介入企业的管理，因此风投人士进入企业任职就显得更为平常。1999年，董瑞豹代表投资方软库出任网易公司的独立董事，2003年网易开始涉足游戏业务并小有斩获。当时的CEO孙德棣看到游戏业务的巨大潜力，深感需要有一位专业人士来管理这块业务，当时他找到董瑞豹，而董本来就是一个游戏迷，两人一拍即合，董当年便出任网易游戏部总监。

    一年之后，董把游戏业务做到了占据网易总收入的半壁江山，并升任首席运营官。

    除了经常跟企业接触，有便利的渠道，越来越多的投资和咨询界人士也对运营产生好奇，希望摆脱企业旁观者的角色。

    在接受《互联网周刊》采访时，董瑞豹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我们老在一个游泳池旁边看别人怎么游泳、教导人家怎样游泳，但自己不跳下去，是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体验的。”而亲身体验带来的成就感也是在投资领域得不到的，董瑞豹说：“你投的公司成功了或者上市了，也就说明你的眼光好，你亲身参与的东西毕竟有限。可是如果在一家公司里，业绩增长了，跟你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这种成就感对很多人都有强烈的吸引力。比如在万国证券、普华永道和东方证券辗转工作7年之久的卫哲就对本刊记者感慨，做投行“感觉总是在替别人做嫁衣”。2000年，卫哲停止做嫁衣，加入百安居，一直做到中国区总裁。6年后，他又转至阿里巴巴担任B2B业务总裁。

    成功投资了携程等企业的甘剑平也厌倦了“总在董事会指手划脚”，看到很多创业者激动人心的成功故事，他也摩拳擦掌，期待着“从公司内部了解公司运营”，2005年他出任空中网CFO。

    包凡则是抱定创业的决心去亚信的。他觉得“自己不是打工的命，还是做事的命”，但他发现“在投行里面做，对企业管理的各方面尤其在整个创业初期的企业根本不了解”。为了未来创业，包凡意识到必须弥补这个缺陷，而亚信是个绝好的平台，他对《互联网周刊》说：“摩根好像一座80层的楼，我差不多处在20层的位置上；而亚信就是一座20层的楼，我在顶层。虽然都在20层楼上，但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

    压力过大也是投行和咨询人士转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卫哲对记者笑称“这一行也是吃青春饭”，投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从业人员的体力等各方面素质的要求很高。曹国伟回忆道：“在普华永道做审计师时，每逢年底审计时，做一个IPO项目，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国际银行、会计师、律师组成一个团队做项目，不断地修改纪录。”尽管年纪轻轻就能拿到百万年薪，但这些分析师也面临着一道天花板，毕竟100个人只有一两个人能做到合伙人，其他人迟早会进入企业。

    都是进入企业，但职位不尽相同，这跟他们的背景和进入企业的初衷相关。做战略咨询的人，基于他们的经验和所受的训练，很多公司很愿意找他们做部门经理；而有资本背景的大部分会担任CFO，如古永锵之于搜狐，曹国伟之于新浪，卫哲之于百安居，甘剑平之于空中网。

    但也有例外的，当时亚信提供给包凡选择的职位就有CFO，被包凡坚决拒绝，“我去亚信并不是去学经济学，而是想学一下创业模式，希望自己的想法和角色跟公司的战略和日常运作能够结合在一起。如果纯粹干一个跟资本市场相关的事，那时候不一定会选择去。”最终，他选择了首席战略官的职位，主要负责亚信的企业战略、业务发展、企业买卖兼并及战略投资。拥有投资和审计双重背景的董瑞豹也不喜欢做CFO，他“喜欢什么都关心一下”，最后非常开心地从网易的游戏总监做到首席运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