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技术进步、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调整，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技术。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力。互联网将与WTO一起，成为未来50年改变中国走向的两种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驱动力量。
网络产业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意味着体制内资源第一次与体制外资源有了纯市场意义上的通道、接口。对体制外存量、增量的发展，视而不见的做法是极不现实的，管制的结果只能是遏制发展，代价惨重。将发展网络经济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不仅是中国直面信息经济的一次契机，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次契机，更是打破产业分割，盘活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通过体制内、体制外两种经济组织充分对接改变畸形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历史契机。
互联网的崛起正式宣告了信息经济的形成，而信息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形态。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是社会形态的历史交替。网络经济的游戏规则与我们目前的游戏规则不是同一个东西。无数事例表明，想要绕开管理、绕开国情、绕开制度、绕开阻碍发展的种种社会因素是不可能的；没有政府支持的网络最终难以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或者主流经济。
第三次浪潮：从边缘走向中心，介入洗牌
1995年1997年，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初始阶段，最初的浪潮普及了一种概念，建成了一些基础设施体系。1999年1999年，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浪潮，所谓“网络产业”开始成行成市，商业模型进一步多元化的背后是互联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游离走向融合。从2000年开始，随着具有分餐特色的主流经济网络化速度的急剧加快，以及电子商务、高度垂直、无线、宽带真正成为企业发展核心要义和产业主题，中国迎来了互联网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从浪潮的宽度与广度讲，第三次热潮的社会基础要远远超过前两次浪潮。除了上述特征，第三次浪潮的几个标志是：在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层面，互联网开始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其中的表现不仅仅在于代表自由市场经济和新生产力的互联网力量对社会话语权的争夺，更在于互联网力量(或者打着互联网旗号的其他社会力量)开始从资本、资源等层面全面介入洗牌游戏体制内存量的大胆切分和体制外增量的热切追逐。正是因为“主流”的参与，主流经济网络化才凸现为2000年网络经济的重大发展主题。种种迹象表明，掌控主要社会资源的主流经济、决定经济改革走向的传统经济学家等阵营已经开始分化。
从促进生产力要素重新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生产关系围绕市场、资本、新技术大幅度调整，实现体制内存量、增量与体制外存量、增量之间的对接与盘活，以及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型等意义上讲，互联网已经开始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
主流经济网络化：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
有人把1995年以来商业internet在中国的几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为蒙昧时代(拓荒)、劝说时代(孤独的启蒙)和今天的众声喧哗时代。从接入为王、内容为王、应用为王、服务为王到商务为王，中国互联网服务业在不同阶段有过一些不同的提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发展热点、舆论焦点，以及业界对互联网认识由表及里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动态的反映了互联网逐步成行成市，成为产业、经济的全过程。从互联网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讲，1995年到2000年，网络是一部在传统IT产业中孕育，在IT与社会之间的边缘地带爆炸式成长，又最终与其他产业走向深度融合的三步曲。现在，这种带有分餐色彩的融合已经开始。互联网走出IT，与整个社会经济进行深度结合的过程，既是网络经济进一步分蘖、走向纵深的过程，也是逐步消除泡末、安全落地的过程。从网络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也是这样一种趋势。将来并不会有脱离社会经济的网络经济，也不会有脱离网络经济的经济网络。网络经济不是纯粹的虚拟经济，而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
网络产业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对于美国和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有些层面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而言，它意味着民间、市场色彩较为浓厚的发展主体与国家、权力色彩较为浓厚的发展主体之间的资源、资本第一次有了产业意义上的高度畅通的双向流动通道，体制内资源第一次与体制外资源有了纯市场意义上的接口。最最关键的是，无论是以增量还是以存量形式存在的体制内财富、资源，现在有了非常清楚的流向：新兴产业、自由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毫无疑问将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下一个阶段的产业、经济走向。
整合体制内资源：重组、盘活大于分餐
时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公司总裁的温元凯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副总裁李建光日前在某媒体有一个谈话，主题叫做“资本整合中国互联网”，温元凯认为：“目前在北京、上海每天有几十家互联网公司诞生，都希望来抢互联网这块蛋糕。总的来说应当从正面看，社会上关于互联网是泡沫的说法，不足以成为阻碍我们发展互联网的理由。因为美国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新经济最强有力的增长点，是真正的产业化而不是在“作秀”给别人看。我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会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核心之一的调整产业结构问题，而我们现在最困难的也正是调整产业结构”。
其实，温元凯的谈话说出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没有讲清楚问题的实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实际上是资源重新配置、存量重新分配的过程。在今天就是用网络经济这一时代赋予的概念之“壳”，用来自资本市场的支持和投票，重新洗体制内存量资源这张大牌。温元凯的谈话内容总结、提升一下，用另一句话来概括也许更为准确“互联网整合中国存量资源”，或者“互联网整合中国产业结构”。从存量与增量，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角度来分析2000年以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热潮，我们会发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已经开始发生。
互联网，一个存量盘活与增量切分的千年神话。对于主流经济网络化而言，存量盘活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增量切分，甚至可以直接这样说：网络这支增量意义上的概念股，前期最大的价值在于将体制内僵化的、沉淀在夕阳产业的诸多存量盘活，实现体制内与体制外经济组织在资源、资本等层面的对接、流动。从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热潮当中主流经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对体制外存量、增量的发展，视而不见的做法是极不现实的，管制的结果只能是遏止发展，代价惨重。如何变堵为导，化势能为动能，打通体制内外的资源通道应该是眼下首先应该着手的问题。否则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张。互联网的发展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空泛、危险，关键在于如何顺应潮流、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将发展网络经济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不仅是中国直面信息经济的一次契机，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次契机，更是打破产业分割，盘活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通过体制内、体制外两种经济组织充分对接改变畸形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历史契机。
资源的体制性割裂：中国经济的一道死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围绕体制内存量盘活，曾经出台过无数决策，然而收效都不是很大。股份制改革曾经是所有努力当中最有希望的一种，但是最终因为内部人控制等因素，没有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操作，也没有和资本市场实现纯市场意义上的对接，加之资本市场本身发育不良，产权市场迟迟难以形成，所以成效并不是很明显。
到现在为止，计划体制的僵化与分割依旧存在，让各种资源、生产要素“流动起来”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表面上处于一个大市场，是同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但是实际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活动始终处于相对割裂状态。
割裂的具体表现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始终难以通过市场充分流动起来，在两种经济组织之间自由交易、自由配置。从最初的价格双轨制一直到现在，发展市场经济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建立公平、统一的交易规则，塑造平等竞争的发展环境；通过不同层次的市场发展与保障体系的建立，为资源通过市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塑造顺畅的通道。目前的现实是，在中国国内市场当中，存在着两种经济主体：国有与非国有，二者在产业资源的占有、从资本市场那里享受的待遇方面处境完全不同。比之产业待遇、市场待遇，政策待遇不一致造成的市场混乱更为严重。
由于社会保障等制度依然严重偏重于体制内经济组织，体制内产业萎缩甩出来的劳动力资源在体制外就业缺乏保障，再就业因此困难重重。也由于产业待遇、市场待遇、政策待遇有限，体制外经济的发展速度有限(20多年来民营企业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三资企业)，因此对从体制内甩出来的劳动力没有足够的吸纳能力。
据统计占国民经济75%比例的体制外经济组织，与占25%比例的国有经济组织相比，前者每年能够得到的财政、金融支持不到后者的5%。但是国家金融、财政部门向经济领域投放的资金需要好的企业、好的项目，体制内经济组织承接能力明显有限，而资金大量改投到体制外又不可能。在这方面，资本的不合理配置、恶性循环所产生的后果，与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的后果是一样的：储蓄居高不下，民间资本市场迟迟难以启动，资本介入国民经济大循环通路受阻，效率低下。可以说，只要产业不开放、市场不准入、经营不特许、资本不自由、规则不平等的割裂体制不改变，民间资本的拒斥心态就不会改变，国家资本自拉自唱、恶性循环的现状就不会改变。市场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迟迟难以形成气候，长期资本市场始终发育不良，民间投资迟迟难以启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功能就会严重受限。最终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
互联网：促进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的形成
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1998年以来，社会舆论当中出现了许多与信息产业相关的空前激烈的讨论。福州陈氏兄弟私设IP电话被查处一案，各地媒体持续声援达一年多时间。山东沈洪嘉教授抨击资费问题，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电信批评热潮。民营ISP行业全行业死亡，业界集体声讨电信垄断。广电涉足数据通信业务，电信全力反击，双方地方部门甚至为此大打出手。高速互联网挑战中国电信，“网通”一出各界纷纷给予厚望。第四媒体转载、自采新闻，有关部门及传统新闻媒体合力“规范”。中美WTO谈判前后，吴基传声称要处理境内违规外资ICP、ISP。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大卸八块还是免不了一波三折。表面上看，这些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新闻话题，实际上则是以经济转型为核心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观念、利益主体之间的激烈交锋。这些交锋，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交锋，是信息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两种社会之间的交锋。垄断与自由、封闭与开放、改革与保守、权力与资本构成了这场交锋的两个阵营。
具体到网络经济的发展前沿，目前表现为以下多种矛盾。在网络经济的自由开放与官方决策的保守封闭之间，在重新洗牌的全球化浪潮与民族国家的安全、独立之间，在资源、产业的横向整合要求与目前产业的行政分割体制之间，在网络文化的多元、发散、创新、颠覆特质与现存文化一元、权威、集中、继承特质之间，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本的国家管制之间，在资本市场的强烈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在传统产业渐进增长下形成的管理机制与网络经济爆发式增长的客观要求之间，在政府主管、主抓甚至主办的习惯与网络经济的市场驱动、自由扩张特质之间，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意识形态的信息管制之间，诸如此类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冲突，原因在于网络经济的游戏规则与我们目前所身处的游戏规则不是同一个东西。网络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相关产业的高度融合、传统产业的改头换面、经济组织的自由竞争、资本市场的快速发育、资本的高度自由流动，以及体制的深层次调整。从技术的角度讲，网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三网合一，三C合一，从产业角度看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存量的流动、盘活与增量的切分。资源的大范围重新配置在此天经地义。此外，网络经济还要求教育产业全面改革，要求传统媒体成为促进信息自由、充分传播的现代媒体乃至知识产业。
制度问题绕不过去：网络经济呼唤改革
网络对中国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自动到来。
网络经济呼唤制度变革，是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角度来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迄今依然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关系的最精辟的论述。如果把网络经济比作一枚金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便是这枚金币的此面与彼面(注：不是正面与反面)。网络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便密不可分。
3月底以来，发生在姜奇平与吴敬链之间的一场“泡沫与制度之辩”，表面上双方观点分歧严重，交锋空前激烈，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对立，只不过彼此对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结论才有所不同。吴敬链先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网络产业、新经济的意思，只是说目前的热潮当中有许多泡沫，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所不同，中国股市上正在爆炒的许多网络股与美国的网络股不是一回事。“当前的美国经济的确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觉得美国经济界人士对泡沫成份的警惕很有道理……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份。”
吴敬琏认为，中国当然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高技术产业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这样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包括：明晰的产权、健全的人才(包括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市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和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体系等等。我希望我国官、产、学三界都要为此作出切实的努力，来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是我在答记者问时所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含义……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飚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
internet是未来的方向，这一点无人置疑。但internet并非只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即使单单从产业、技术角度讲，internet的发展也离不开创新，尤其是制度的创新。长远而言，制度的创新是发展的根本保障。在去年北京青年报举行的“中关村改制与中国知识经济问题研讨会”上有人指出：20年改革使局面有所改观，但是游戏规则从根本上依然不利于创新、不利于信息经济发展。1997年以来的知识经济热潮，总是把“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当作一种技术、产业、经济形态来看待，信息与知识更多的时候在“用”而不是“体”这个层面，没有看到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发展网络经济必然包含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变迁的快慢取决于国家对经济、社会体制主动调整的力度和广度。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信息产业、网络经济发展的诸多难点，尤其是2000年以来网络公司上市困难等一系列事实证明：制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IT谈IT，就网络说网络，或者就经济讲经济，长远的发展是得不到保证的。
中国过去以来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与发展的平衡如何把握的问题，似乎那一个走得太快都不行。但是总体而言，制度的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制度的调整为先导，但是实际当中又时常没有以制度的调整为先导。各地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承诺，到最后流于表面的多，真正兑现的少，许多事情一开始高喊要运用市场机制，但是到做着做着却成了政府主导、政府机制。市场成了可以随意变形的政策工具。由于制度创新过于缓慢，直接影响到决策层对于发展新生产力的认识和紧迫感。全球信息革命进行地如火似荼，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五规划中间诸如发展信息经济之类的问题据说竟然得不到强调、放不进去。正如吴敬链所言：“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问题上，制度的作用重于技术的演进本身；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是十分艰巨的”。
制度可能是发展的催化器，也可能是发展的致命瓶颈。2000年网络公司海外上市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企业只有与中国、中国概念一刀两断，丁磊们只有摇身一变去当外国人，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在此中间，我们可能维护了一种原则，但是可能却会因此失去了一个行业。网络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一日千里，瞬息万变。一两年的自缚手脚、停滞不前就可能错失机遇，其后果如同两会期间一些委员们所说，可能会“错过一个时代”。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改革的环境正在被眼前的“泡沫”改变
网络经济推动制度变革，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正在促进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等到一种制度彻底调整到位了再去谈发展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还是计划、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财富分配方面主导地位的迁移，都经历了一个从暗处到明处，从边缘到中心，从行为到制度的过程。不能绝对的说制度的调整是第一位的，也不能绝对的说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两者缺一不可。短期内在制度的调整、决策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对制度创新有着天然要求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从局部首先改变并推动制度创新。制度与以网络经济为先导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恰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技术进步、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甚至根本性的调整，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技术。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力。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过程正在活生生地上演。被许多人称之为“泡沫”的互联网正在一点一点地使我们生存的环境发生改变。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实现体制内与体制外存量、增量资源的盘活、对接、融合。使因为沉淀已久可能彻底丧失价值的体制内资源流动起来。网络正在改变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推动业务流程重组、生产要素重组，进而推动传统经济的转型。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效率方面，网络经济的一些特征甚至与“两个转变”所提出的要求有着惊人的一致。
除了前面讲的实现资源盘活、体制内与体制外循环打通之外，网络经济还激活了中国风险资本市场、启动了民间投资。风险资本属于长期资本。体制外长期资本的出现对于中国发展新兴产业意义重大。网络经济正在推动财富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移。
网络经济从客观上让人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应该按照新的目标体系来建构，应该随着世界潮流的变化而调整。传统意义上以工业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体系值得反思，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至少政府宏观决策应该对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发展新动向有所反映。
网络经济的发展也即将让人们认识到，整天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的那些家互联网公司决不是网络经济的全部，也不是网络革命的主体。打造网络社会的几种力量，包括传统IT产业。包括传统电信工业。包括互联网公司这样的时代急先锋。包括其他各个传统产业。包括加入网络经济大循环的资本市场。包括教育、传媒等知识产业，更包括政府。
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对整个社会的分配体制产生冲击，而分配制度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一大根基。从风险投资对创业者价值的高度肯定，到方正、联想、四通、新浪们通过实施认股权证造就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50年来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人”字重新作出了解释，对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对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从根本上、从正面提出了挑战。如今，这种挑战已经开始发生作用，有关方面据说可能出台新的政策：新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技术、智力所占的股份由创业者与投资者自己协商确定，而不是象原来那样由国家规定不得超过30%。发展二字已经让许多人明白，原来的那套东西早已经行不通了。在去年举行的知本家风暴研讨会上，有发言者明确提出：劳动需要重新定义，知识也是一种资本，我们对按劳分配与按知分配需要进行区分和选择。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在此背景下强调，长期以来我国在分配体制上强调按劳分配，但是按劳分配内涵决不仅仅是劳动量积累，更主要的是劳动的最终产品和效益，是劳动价值的市场体现，这也是现代劳动最本质的要求。因此，按知识分配应成为按劳分配重要内容。
网络经济的发展为知识在我们社会中间重新找到了地位，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科技、信息、未来、创业、发展这些词汇上。相信1995年的时候，我们绝不象现在这样关心这类话题。我们的大学也不会想到让学生们了解什么叫E-commerce。对于崇拜知识英雄、网络精英的那些年轻人来说，信仰科技、信仰知识、信仰资本，总比信仰权力以及单纯的信仰金钱要好得多。80年代涌现出了许多文学青年，90年代涌现出了许多科技青年，前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网络经济正在为消费者提供花样繁多的廉价物美的新服务。从E-mail、IP电话到移动商务……我们将会从网络经济的发展当中享受更多好处。更重要的是提供这些服务的那些企业。在风起云涌的网络经济热潮中，我们发现中国正在形成一支从传统IT业到网络产业再到传统经济的，有一定质素且运作方式与国有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团队。
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透明，信息传播更加快捷、畅通，正在一点一点改变原来的商业、文化、权力秩序。拿市场领域内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为例，“消费者主权”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因为消费者实现了对消费信息的充分把握。信息的自由流动、透明传播与腐败自古以来就是天敌。电子商务的规范运作、透明交易则对传统商业领域拖帐赖帐、内部回扣等提出了挑战。
网络、信息经济的发展正在打造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结构的安排中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是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中间阶层在社会上代表着温和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同时，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间阶层占社会多数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广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如今，OPTION已经给中国造出了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
在网络所带来的我们与外部世界在商业、文化、资本、信息、人才等不同层面的对接过程中，中国悄悄加快了自己的全球化进程。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开始加速。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融合而不是对抗才是生存之道。互联网与WTO是未来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险”因素，但更是推进社会改革、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网络经济正在中国范围内重新洗牌，WTO将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洗牌。两者在全球化、自由流动、市场化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相互作用的。
即使从政府、意识形态角度讲，互联网也未必是一种压力。在日前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北京的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看，政府完全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对新闻开放进行进一步的尝试。因为新闻开放并不仅仅意味着外面的新闻进入中国，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民族文化通过新闻形式充分地向世界展示。在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互联网是对中国政府新闻控制的挑战，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能否借助互联网用新的方式向外进行广泛传播的挑战。从另一方面看，目前网络上文字鲜活、节奏感强的文风，以及对信息的敏感性和处理速度，也对主流媒体的僵化文风和反应迟钝构成了无形压力。因此，如果政府能以一种自信的态度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进行扶持和积极参与，不仅可以对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弘扬中华文化产生积极的意义，而且中、长期的经济收益也一定是看好的。
以传统媒体出现的变化为例。去年4月15日，国内23家有影响的传统媒体网络版联手通过了《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会议对外称此举吹响了中国媒体保护自己网上信息产权的号角，媒体的报道是“传统媒体反击网络媒体”。那个时候的传统媒体对网络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些“敌意”。但是一年之后的今天，传统媒体自己却开始抛却种种顾虑，纷纷开始了自己的融资、挂牌、上市的网络商业计划三部曲。
1997年开始的“网络版”热潮是传统媒体的第一次网路总动员，而2000年初以来的网络版独立化、商业化热潮被称为传统媒体的第二次网路总动员。不少网站突破原来仅仅只是在网上做一个传统媒体的“网络版”的初始概念。改变了原先观望、等待甚至敌视的消极心态。不少网站想以此实现曲线上市。此间有分析认为，在现行报纸管理体制之下，报业经营触角向网络的延伸不仅开拓了生存空间，实现了“报纸”向“媒体”以及“报业”向“传媒业”的转变，而且短期内为资本运营、资源经营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传统机制下相对封闭的产品经营终于和读者、广告客户之外的外部世界有了资本、信息接口。互联网，此时此刻成为传统媒体撬动体制内资源的力量新支点。报业产业化、报社企业化的道路也许就在其中，报业之间的资源共享、资产重组也许因此成为可能。
政府正在以改革推进网络与发展
两会期间朱总理在谈到电信产业对内开放时说：“我们能够对外国人开放，为什么就不能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开放，这不合逻辑嘛！”
今日的互联网不是昔日的PC，今日中国不同于一水之隔的美国。互联网的崛起正式宣告了信息经济的形成，而信息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形态。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是社会形态的历史交替。对尚处于前现代化、工业化途中的中国而言，制度的变迁重大而又艰难。朱总理所言的电信开放，表面上是个市场问题、经营权问题，实际上是个体制问题。至少是个非国有资本有没有公平竞争权利、有没有资格进入核心产业的问题。
细看网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从“变态”到“常态”，从“边缘”到“中心”，从“显性”到“隐性”等几个方面的变化。2000年以来的无数事例表明，想要绕开管理、绕开国情、绕开制度、绕开阻碍发展的种种社会因素是不可能的；网络经济的深入发展没有政府的参与、本地资本市场的支持、传统产业力量的介入以及一个大的社会基础的支撑也是不可能的。有着政府介入的网络产业在有些问题上可能难遂人愿，但是没有政府支持的网络最终难以发展成为“经济”或者主流经济。这是网络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另一重涵义。过去我们谈互联网，更多时候是在谈商业模型、资本运营、文化冲击，但是今后，也许我们不得不多谈一些政府和政策。
政府是改革的推进主体，也是发展网络经济的推进主体。从中国的现实看，政府不仅继续主导着国有资源、国家资本的流向，而且对网络经济新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拥有裁决权。创造环境也罢，促进融合也罢，网络无论作为企业、产业还是经济、社会，其发展都离不开政府。
对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环境，曾经有人如此评说：今后几年内，产业的行政分割以及国家资源、资本市场的有限开放不可能在一瞬间改变，对民间性质的互联网企业而言，资源的共享只是一种奢望。在阶段性入关这一历史进程的前半部分，权力短期内不可能退出市场的。
必须承认，有一小部分人上非常不愿意中国加入WTO，也是非常不愿意中国发展互联网和信息经济的。但是，政府应该而且最终也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潮流之所在。政府的决策与支持，也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话说回来，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创造环境，建设平台，而不是直接参与比赛本身。不要什么时候都要来点政府行为，不然不足以表现重视程度，什么时候都要来点国家队。发展IT不是误区，网络经济时代不可错过。孙中山有一句话说的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新消息表明：政府将加快国家信息化进程，全力推进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
塑造改革与发展的利益主体、推进主体
网络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有力增长。从全球范围内看，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信息革命进入第二阶段。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网络产业的形成，更意味着网络经济的出现。互联网最重大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快速推动社会、经济的信息化，提高竞争效率，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后，出现了所谓通货紧缩的困难局面。中央在刺激内需、扩大消费方面力度很大，但收效并不明显。舆论界的判断是：改革失速，或者说失去原动力。但是何以失速，学界众说不一。
让我们首先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动中去寻找答案。有关调查表明：由于暴富阶层与相对、绝对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社会心理与改革初期那种近乎献身的热情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宁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己的生活或心理压力，更不要说利益受损了。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相当一部分家庭呈现减收趋向。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正在减弱。过去居民在改革中的普遍受益是以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为前提的，而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很难在今后10几年中得到保证。
昔日改革的推进主体各级政府部门由于机构改革等原因反过来成为被改革的对象。由于种种原因，权力机构改革难以从根本上奏效，权力不仅不愿意退出市场，而且在某些方面开始与资本加速“合流”。这也是改革失速的重要因素。
渐进式改革无力“破壁”，粗放式增长潜力挖尽。90年代中期以前，以放权让利等为特征，中央与地方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存量重新分配为经济的增长释放了巨大的能量。然而进入90年代后期，改革进入深水区，表层改革始终难以向体制深层突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的利益主体问题值得关注，塑造改革的利益主体、改革的长期支持群体旨关重要。塑造有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市场化的中国企业团队旨关重要。在国有经济全面退缩的情况下，如何打造中国民族经济的脊梁重要非常。利益主体是改革最重要的推进主体，企业团队和产业群是最重要的竞争主体。技术是我们社会的发展引擎，有活力的企业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机器。此时此刻，管理层必须明确的一些问题是：在国有经济活力下降、份额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参与全球竞争的经济主体(即所谓民族脊梁)？在改革失速、经济涨幅下跌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推动或拉动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产业主体(即所谓支柱产业)？在全球信息经济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对抗信息霸权的科技主体？在全球化空前削弱民族国家管制能力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应对人才、资本外流的财富主体？在传统社会中间阶层日益消散，改革的社会基础日益削弱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坚决支持变革的利益推进主体和维护稳定、增长的“群众基础”？（胡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