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 廖国红）4G话题是今年全国两会热点之一，我国主导的第四代宽带移动通信系统TD-LTE更是得到了高度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提交的提案《把握全球移动宽带发展关键时间窗，推动我国主导TD-LTE产业“走出去”》引来了各方热议。新华信息化专家团在第一时间对本提案进行了多角度解读。专家们认为，该提案提出时机恰当，如能够被国家采纳并尽快付诸实施，将成为全球TD-LTE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会成为我国国际经贸格局的新起点。

        奚国华提出，宽带移动通信产业在信息社会中处于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对经济和社会有重要推动作用，是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TD-LTE作为我国主导的第四代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实现了中国在信息通信领域首次引领全球产业，是国家创新战略取得的重要成果。基于我国在TD-LTE产业取得的主导优势，建议国家从政策和工作层面支持TD-LTE“走出去”，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对此，国家发改委体制管理研究所主任史炜表示，这个提议非常及时，应该获得重视和纳入十三五规划。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TD-LTE“走出去”对扭转我国经济出口疲软状况将发挥重要作用。2015年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对出口结构进行优化。今年初国家层面加快部署重大装备“走出去”，主要是强调我国最大的出口产业——装备工业，由一般产品向重型装备产品发展。但是仅仅装备制造出口还不够，因为我国装备工业核心技术来自于海外。这几年中国信息产业发展速度迅猛，特别是在4G时代，TD-LTE自主知识产权比例高于TD-SCDMA，话语权也高于当年的TD-SCDMA；TD-LTE还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融合性；TD-LTE在价格上、在基站的成熟度上有非常强的优势。可见，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具有高端出口产品，一个是装备工业，另一个是信息设备制造业。推动TD-LTE“走出去”要有统一步伐，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美、日、韩等国家之所以能占住国际前瞻市场，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两个：一是国家采取产业出口保护和扶持政策，然而这方面我国非常脆弱；二是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

        第二，“宽带中国”战略出台后一直缺少一个支撑点，原因在于我国的信息应用技术仍处于比较落后状态。因为中国的工业化水平非常低，所以去年工信部重新把两化融合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借助国际市场拉动国内的产业升级，最好的手段就是推动TD-LTE“走出去”。

        第三，TD-LTE走向国际化有利于中国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增加谈判筹码。中国已有13亿手机用户，预计中国TD-LTE用户规模今年年底将超过2.5亿。中国完全可以用用户市场提高跟别的国家在其他产业领域里的谈判筹码。如果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能够在TD-LTE整个系统中达到20%-30%份额的话，就可以跟那些进入中国信息领域的其他国家谈判了。

        第四，装备制造业、信息制造业出口如果能够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达到30-50%，那么在十三五期间就能彻底扭转中国出口依赖型的经济模式。

        “TD-LTE走出国门的条件成熟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认为，“但是也要格外注意几点：一，TD-LTE与高铁、核电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从掌握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的长度、领头的企业数量等各个方面TD-LTE都要复杂得多，能否协调各方利益诉求难度太大。二，从技术成熟、产业链的完备和全球3G的融合等层面看，TD-LTE与LTE FDD存在很大差距，在国外，TD-LTE仍然不是主流。所以走出去的目标市场的选择成为成败的关键。提案中提出的‘一带一路’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三，在政策引导下，企业自主成立一个来自金融、设备制造、电信运营、互联网等领域有共同需求的产业联盟，协调各方利益，走出去则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金桥认为，奚国华提案具有三大亮点：第一，关于“中国名片”的称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体并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长期以来，能够称为国家经贸名片的只有高铁、核电等有限产品。从市场规模、容量和民生影响力来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企业具备强大研发、制造和运营实力的TD-LTE移动通信系统一旦能够成为“中国名片”对外推广，标志着它将由企业主导的纯市场拓展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纳入国家大经贸格局统筹考虑，新的“中国名片”将获得更大发展动力和扩散速度。第二，关于“走出去”的时机判断。正当其时的结论来自于三条最重要的判断：中国国内4G市场的良好发展是证明TD-LTE技术、产业实力的坚实基础；中国已经积累了从研发、设计、制造、运行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设备商、运营商及终端商在全球市场份额领先，是国内产业整体走出去的产业支柱；全球移动宽带市场蓬勃发展，未部署4G的国家和企业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充足的频谱资源。因此，此时提出推动TD-LTE产业走出去正当其时。第三，关于推动“走出去”的具体措施。提案针对以往单独依靠企业力量拓展的不足，提出借助区域合作平台、双边或多边差异化、综合财税金融工具、共建“走出去”生态圈四大手段并举，分别解决政府缺位、市场选择、资源扶持以及协同合力等关键问题，能够形成降低阻力、提升动力的工作机制。尤其是目标市场选择嵌入“一带一路”的建议，一举两得解决了政府扶持与市场拓展有机结合的问题，是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建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蔡剑认为，企业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与技术输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管理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国企业，尤其是在信息产业，国际化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经营体制与创新能力是国际化成功的关键。4G技术与专利的应用依靠大量基础研究与产品研发，而产业的兴起依靠经济繁荣与政策开明。过去我们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开发领先的技术与产品，这是国际化成功的基本保证。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客观现实的社会条件，从中国市场垄断或者寡头地位走出国门，进入全球竞争博弈的市场，对企业战略管理与适应能力提出新挑战。技术与知识产权的竞争升级为创新人才竞争，产品与流程的竞争升级为创新生态体系的竞争，营销品牌的竞争升级为创新文化的竞争。欲走出去的企业须有全局观与协同意识，适应纷繁复杂的市场，开放包容的胸怀。技术、管理、体制、文化等各方协同创新，发挥聚合价值，中国创造将会成为世界发展的推动力与领导力。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旭东预测称，TD-LTE 走出去如果成功了，至少有助于解决两个棘手的难题。首先，有助于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特点之一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TD-LTE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自主技术创新的成功典范，成功走出去的可能性很大，因而对经济稳定发展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其次，有助于在世界上树立中国正在成为技术创新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单纯的制造大国没有太高地位，创新大国、创新强国才是赢得真正尊重的基础。以重大核心技术为基础走出去需要国家大力支持， 因为这是改变行业规则的一种尝试，原来的行业领先者不会甘心被替代，接受我们技术的国家也会存在各种疑问。充分发挥政府的力量，为本土企业（包括运营商、设备企业、终端企业等）在世界上推广TD-LTE提供实质性、而不是口头上的支持，是抓住千载难逢机会的重要保障。

        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春晖对TD-LTE产业国际化则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建议：

        首先，国家应当从维护国际信息安全战略的高度出发，全力推动我国主导TD-LTE产业“走出去”。TD-LTE的国际化进程必须是一个具备坚固完备的安全防范能力的通信系统，也是一个具备安全防范能力的先进技术标准。因此，国家应当首先全力支持TD-LTE产业链的国内发展，并重点打造TD-LTE产业的安全标准。同时要不断地缩小TD-LTE与LTE FDD的产业差距，促进中国主导的TD-LTE产业链的成熟度和广泛商用，用户增长和产业规模是发展TD-LTE产业的硬道理，这是TD-LTE国际化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TD-LTE国际化战略，应当实现TD-LTE/FDD融合组网策略和技术的研发，TD-LTE的国际准入应重点关注3G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我国主导的TD-LTE和欧美厂商主导的LTE FDD，均为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4G网络标准。此前更多的国际运营商采用LTE FDD进行4G网络建设，更多主流国际电信设备商也主要研发和生产LTE FDD设备。在这种情况下，TD-LTE国际化战略应当与LTE FDD长期保持“既融合发展，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另外TD-LTE的国际化希望寄托在3G建设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难度相对较大。因此，TD-LTE的国际化应重点放在3G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以及新准入市场的运营商身上，这样才能实现TD-LTE的规模化应用。

        再次，应当建立以混合所有制的集团军模式和建立TD-LTE产业海外发展基金，全面推动TD-LTE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建议由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牵头制定和推动TD-LTE产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方案，并以混合所有制的模式，联合芯片企业、终端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商等利益相关产业链，实施集团军作战的纵深模式推动TD-LTE的国际化战略。我们还应当充分利用我国的巨大外汇储备，建立TD-LTE产业海外发展基金，支持TD-LTE在当地的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达到TD-LTE产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创新、融合、合作和共赢。

        第四，鼓励和支持中国移动实行海外并购，集中把目标锁定TD-LTE的新兴市场。移动通信是全球产业竞争最激烈、技术发展最迅猛的领域之一，推动我国TD-LTE的国际化，让我国主导的通信技术标准走向全球，还应当考虑实行海外并购战略，仅凭“国际标准”这个条件尚不足以实行TD-LTE产业的“走出去”，应当充分研究当地的文化习俗、政策法律、投资风险以及研究当地运营商的管理机制、技术条件、客户资源或销售能力、渠道畅通等多种因素，在此基础上认真研究海外并购的文化、模式、风险、产权、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