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应谨防灾害陷阱，更该善于反思并总结，使灾难个案及曾有过的失误，成为城市安全发展的“推进器”。面对日益复杂的灾害形势及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的华丽转身，我们一定要警示当下城镇化建设的领导实施者，不可再比速度、比规模，而要认真思考防灾减灾的城镇化保障对策。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把握灾害风险的规律
今年4月中旬，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仅一个月后，全国至少三个省发布新型城镇化规划，在它们出炉的规划中看到的还是要构建几个大城市群、打造几百个城市综合体，虽也提及保护特色民族村寨，但基本上没有从安全减灾可持续发展角度上提出“安全城镇化”的设计思路。
对此，极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的安全可持续性，尤其要告诫规划编制者，应懂得必要的区域安全及综合减灾的知识，并提升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是可持续的，就是要避免片面城镇化、空心城镇化、单向城镇化、粗放城镇化以及无序城镇化，要充分研究并解读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及焦点问题，要承认安全减灾是左右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它在警示城镇化建设勿急功近利的同时，更强调所有城镇化建设要选择安全可靠的防灾逻辑与规划策略，要深刻认识城镇化建设与天灾人祸隐患间的内在关系，特别要善于找到城镇化建设中无序发展表现出的灾难新形势与新特点。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关注国际灾情基本动态的研究。世界气象组织（WMO）在今年4月15日表示，建模分析表明，在2014年第二季度结束之前极有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据有关学者分析，自1763年至今全球共发生19次强厄尔尼诺事件，70%以上的厄尔尼诺都发生在太平洋地震活动年，特别是1900年以来的7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出现在太平洋地震活动年。
厄尔尼诺现象指东太平洋海域海水的周期性变暖，它会提高气温，并影响全球或区域天气，最近一次大型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97～1998年，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和数百亿美元损失。今年3月中旬，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预测，估计厄尔尼诺现象在2014年夏天发生几率达50%；3月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发布了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影响的最新报告，强调从防灾减灾上改进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型已势在必行。2013年9月中旬，瑞士再保险公司发布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受到水灾威胁的人数超过任何其他自然灾害，其中亚洲城市面临灾害威胁的人数最多，而印度和中国面临水灾风险的人数最多。
2.深入研究城镇化建设面临的“灾情”。城镇化建设是否合理，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为标准，而是重在看城镇化的健康质量，重在看城镇化是否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旨在促进“四化”的同步发展即城镇化应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是农业现代化的引擎，是信息化的载体，健康的城镇化还要促进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化解城镇化“隐忧”，先要改变一味求快的城镇化风险，因为“快”会导致规划不合理、引发建筑质量难达标，切勿再用鲜血拷问农村民房脆弱的抗震性能。
事实上，灾难在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同时，还警示着人们要在重灾洗劫的土地上反思生态安全的价值，反思灾害风险的认知，认清所有可吞噬生命的元凶。
纵观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灾情，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两大类，前者指地震地质灾害、极端气象灾害、旱涝、雷击与生态灾害、环境灾害侵蚀等，对西南诸地山地综合灾情更为严峻；后者指城镇的工业化事故、建筑安全、不安全用电、交通恶性事故、城镇化生命线系统事故等。这里特别提及的是要关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遗产安全保护问题，尤其要研究贫困乡镇的“贫困 灾害 更贫困”的灾害链。大量发生在乡镇一级的自然与人为灾害说明，仍有相当多不应重复的灾难“沉疴”，灾难发生后再多的“积极作为”，也难以弥补惨重的后果。
要看到，不合理的城镇化建设是诱发山区地灾的关键。如四川丹巴县城，过去是一个仅有数十间低矮房屋的小村庄，它们错落地分布在山前靠河的一片古滑坡体平地上。然而今日，这块平地已被数百栋房屋挤满，滑坡体上8层以上楼房比比皆是，十分危险。无论怎样控制中西部山区城镇化的发展，其速度还是在提升，因此要从最初的城镇规划入手，加紧“设防”。必须警惕，在地震灾区、三峡库区、舟曲泥石流灾区等，地质作用的不利影还未消除，一旦遭遇地震和强降雨，地质灾害的易发和多发连锁状态难以避免。因此，尤其要加大对山区城镇地灾的风险管理，开展承载力安全评价，调整灾后重建的城镇功能，强制性地进行标准化的防灾工程危险性评估，清晰规划禁建区、限建区和宜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