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只为富人盖房”这句话真正需要人们思考之处在于：难道只有为富人盖房才能盈利？为什么？这方面有没有政府调控方面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会大量投向一两百平米乃至更大的高档住宅？政府在仍然持有不讲价的对农民“征地”权的同时，对房地产商改行“价高者得”的竞价出售政策，由此扩大的财政价差收入拿去干什么了？是否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来用于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因竞价而导致的“高地价-高房价”使穷人更难买房。在穷人需求被压缩的情况下，房地产商不“为富人盖房”还能怎么办？如果市场途径不能解决穷人住房问题(从国际情况看这应当说是很可能的)，那么政府应当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

    纯粹就逻辑上的可能性和国际上的实践而言，城市化过程中下层市民的住房状况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

    穷人买不起商品房，政府又无力提供福利房，于是“不给福利给自由”，允许他们“私搭乱建”。由此形成的是“孟买式”贫民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城市中这是常见的情况。

    政府提供住房福利，例如廉租公屋。这是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稍有经济实力后都会做的。香港地区、新加坡是我们熟悉的例子。就连最发达如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像纽约的哈勒姆、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区，这些也被俗称为贫民窟的社区与“孟买式”贫民窟其实截然有别，它们实际上是经过规划的廉租公寓楼群，建筑景观与配套设施应当说不差，但社会秩序与治安不良，仍有贫民区之名声。

    仍是商品房，但通过政府干预帮助穷人购买。如批出优惠或免费地皮，规划低标准住宅区以降低房价、提供优惠贷款，鼓励支持二手房市场等。北欧一些“福利国家”早期多采取这种方式。

    穷人团结起来在政府主动资助下，或经过斗争获得政府承认后，成立住房合作社，自行集资建房。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城镇是政府支持这种方式的典型。拉美一些大城市的“抗争社区”，如笔者考察过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波斯科合作社区”等是争来的典型。但这种方式需要特殊的凝聚力，很难仿效。

    最后是取消迁徙自由，设立准入限制，把城市列为拥有某种特许身份者的居住地。无此种身份的穷人不许进入，已进入者受到惩罚和驱逐。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仍然如此。

    走向市场经济后我们已经逐渐告别了这后一种选择。但是替代的选择是什么？议论与试验很多，但总体考虑似乎还在举棋不定之际。

    如今穷人既不能“私搭乱建”，政府又不能提供廉租公屋，低标准住宅有碍观瞻影响政绩不便“创收”又不被提倡，连二手房市场也因税收及手续等政策性障碍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让穷人到底去住哪里？这个责任到底该“找市场”还是“找市长”？

    实际上，住房问题是商品交易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领域。对于一般住宅和高档住宅而言可以实行市场化的供求均衡，但对于贫弱阶层而言，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且据说还是实行并非“福利国家”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把他们的住房问题推给市场的。对于我国的公共部门而言，在适合市场化的领域约束权力，不要“与民争利”；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履行责任，不要把它推卸给“市场”，这两者都有赖于改革。当然，不能再重复那种“基本不成功”的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加快限权问责的进程，从两方面推进权责对应，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文/秦晖）

    任志强：房地产业寿命3.5年 不可能百姓都买房 

    低收入家庭可能永远也买不起房子，你可以租房子、政府贴租的房子、贴息的房子。另外，我不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买不起房子，大家在说房价收入比，很多人说是13、14倍，香港是20到40％，香港人一样买房，很多工薪阶层也在买房子。无非他可能用更长的时间去还贷款。平均每7年，城市居民的收入翻一番，每九年农民收入翻一番，如果有30年的按揭时间，你的工资在3年中最少翻四倍以上。收入水平从现在计算买不起房子我个人认为不是，永远按现在的收入计算将来的房价，永远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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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地产界的“发言人”任志强和潘石屹同时发表声明，矛头直指９月１０日出炉的“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以及此后媒体对房地产企业在纳税上的质疑。两人一致认为，“偷漏税大户”是外界对开发商的误解，在纳税上，房地产企业其实是“良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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